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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客尔:基督教的私有财产观(3)

2014-4-6 15:16| 发布者: mutong| 查看: 566| 评论: 0|原作者: mutong|来自: 共识网

摘要: (a)神规定合理地使用所有的土地,首先为了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土地亦为在其中劳动的人而创造,而不是为那些不在土地上劳动的人而创造。在《旧约》中,社会存在的规范模式是由一片耕作土地而结合在一起的农业家庭 ...
(a)神规定合理地使用所有的土地,首先为了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土地亦为在其中劳动的人而创造,而不是为那些不在土地上劳动的人而创造。在《旧约》中,社会存在的规范模式是由一片耕作土地而结合在一起的农业家庭。然而,在今天,只有一小部分人依靠农业而生存。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大量人口脱离开农业和财产为小部分人所有。因此,我们必须对财产加以分类,把生存所必需的财产,真正的自由所必需的财产,以服务为目的的财产,以及为赚取利润而积累的财产,与用于扩大个人权力和剥夺他人的自由财产区别开来。从后者来说,有必要存在一些特别的约束,来保护正规的工业,有意义的劳动,以及工人的个人自由。其中,最坏的选择是在计划社会中国家大权独揽;较为容易令人接受的是在民主社会中通过立法来限制权力的自由使用;而较佳选择是在属灵的社会中以道德上负责的方式自愿地使用经济权利。

  (b)财产的继承是一种社会凝聚因素。在继承不复存在的地方,家庭亦不复存在。因为所有的财产来自获取和赠与,继承不但不是错误的,而是合情合理的。在继承方面错误的是它的误用,即助长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

  (c)通过禧年或第五十年(即在七个安息年之后)的规定,《旧约》即保证又限制永久所有权(见《利未记》第25章第8节)。在希伯来的神权政治中,所有的人均受此约束。土地之所以不能“永卖”,是因为神是终极所有者,而人只是“客居的人”(《利未记》第25章第23节)。在禧年,财产要归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利未记》第25章第10节),所有的奴隶亦必须宣告自由(正如神把整个以色列人从在埃及的奴隶状况下拯救出来一样)。因此,禧年成了“通过土地而重获自由”的时间。另外,《旧约》规定,在安息年,土地必须休耕。在今天,禧年的一些客观法则已经由其它的方法来实现。例如,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种田已使土地不经安息年休耕得以恢复。在以土地为主要财产的农业社会,实际的财产归还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时期来极其艰难地来推行。在贸易、商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时代,由于财产的多样化,这些客观法则已几乎不能贯彻。但是,《旧约》保护穷人不受奴役的精神和意旨,却仍然存在。《旧约》时期的先知们谴责对财产的无限的占取、保留和永久化,说这种行为扼杀他人的生命,压抑无能获取财产的人的生活(《以赛亚书》第5章第8节)。今天,财产的积累为不动产税所阻抑,这种税收实际上把部分财产的价值征作为社会的共同基金。现代经济理论中有一个倾向,即错误地认为,财富象土地一样是固定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应把财富分布在大量的人手中。《旧约》的法律制度明显地区别于现代的法律体制。前者具有神的对社会生活的立法;而后者则在各国均有差异。一些现代法律制度亦常常削弱而不是保护产权。因而现代法律制度不能提高个人的自觉与责任。

  (d)在决定土地的最适当应用时,唯一可供选择的标准是土地充分利用。这包括土地的经济收益。这里,计划社会应该除外。因为,计划社会是按一个人们所不愿接受的标准来操作的。

  (e)因为神赋意志力量予政府,国家可以是一个财产占有者。但是,国家并不是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因为神是至高无上的所有者和万有之主。只要民法不与神的权威相冲突,合法的政府权威就应当被支持。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为社会良善的缘故诉诸于立法来约束财产的不良使用。但是,如果有人提出为维护普遍的公正而限制国家的权限,或提出限制国家不至于通过立法来保护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损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国家就不能对此充耳不闻、置之不理。政府限制人权的代价要远比人们一般想象的要大的多。因此,政府不值得去冒此风险[22]。实行自由制度而没有道德和属灵的成熟,很快就会产生法律限制的要求。这包括对权利和自由的限制。阻止违反公共秩序和一般人的福利的财产的误用,是政府的义务。但这不是它的首要义务。承认和维持私有财产才是政府的首要责任。加之,私有财产并不是国家所权定的一种制度,而是神授予人类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正如西塞·戴鲍尔(Cecil  DeBoer)所指出:“最好实行基督教的代管制(Christian stewardship),并且按时实行,而不是太晚”[23]。人们拒绝作神的管家,决定了他们成了一些假神(这里指金钱或政府)的奴隶。

  (f)在早期,一部分使徒所在教会的基督徒出于相互的爱心,曾实行过凡物公用,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因而,这些使徒从对财产的个人的价值观念上,以及从他们出于过信心生活而把作神的管家置于自私之上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信仰。他们这种自愿奉献出自己的财产做法,使得一些早期教父得出了私有财产出自贪婪的错误结论。

  然而,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如果财产被用于事奉神和服务于人,合法的所有权无论从属灵的意义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都是正当的。一些宗教社会主义者曾认为,所有权问题应由神来审判,因而它不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圣经》准许政府维持公正和限制非公正,它却不鼓励政府控制人们的生活和财产,从而用强制代替自由。这些宗教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错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提出“加速末世来临”(即企图在现在就建立一个乌托邦社会)的命题时,他们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非同于神的天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他们随意把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强加予神的国度。尽管基督教本身是对社会秩序的创造性的挑战,然而,《圣经》却并没有把这种挑战界定为对私有产权及形式的攻击。

  (五)

  在当今的社会危机之中,私有产权观念的模糊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同时,私有产权概念亦不能仅仅依赖于次等的准可(secondary  sanctions),即只是依靠法律的规定。这种作法将使私有财产经不起现代否定观点的攻击。对于仅仅从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企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产权问题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确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当极权政府欲僭越地决定人们的整个生活时,除了神对人权的立法与规定,没有任何吁求能支撑整个人权的大厦。因此,私有财产不是仅靠民法的传统得以确立,它亦是神的意旨,并符合道德法则。这种对私有财产的有神论者的证明,亦要求人在其存在的所有方面均生活在神的赞许之中,包括劳动与财产。当从严格的责任和人权的角度来考察产权问题时,以及把占有物的使用视为事奉时,只有把从道德根源的角度来看待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提高到神的目的与慈爱的更高的层次,才能给予解释。

  世俗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的概念是苍白无力的。这是因为它脱离了外在的支撑点。也正是因为缺乏外在的立法,私有财产的内在假定常常靠不住。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的降低,就非常清楚的证明了这一事实。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的下降,可以从两种趋势中测量出来:第一,越来越多的侵犯财产案件发生。尽管所有的民法均谴责侵犯他人财产,社会对此类犯罪的惩罚却变得更宽大了。这说明人们亦不把此类犯罪看得如以前那样严重。1950年在美国的所有监狱犯人中,73% 的人是因为侵犯他人财产而被关押的。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综合犯罪报告》,除了有组织的犯罪外,美国社会主要面临的犯罪问题是:高速公路抢劫,住户和商业建筑的盗窃,汽车、汽车零部建和单车的偷盗,抢钱包,雇员的小偷小摸,商店偷盗,骗售物业,以及各种诈骗。

  第二,在世俗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权观念的下降,还表现为对无财产的人的同情心的下降。如果考虑到私有财产是一种人权,是人的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是神的权柄和人的代管得以实现的一种工具,是社会的稳定与安全的一个条件,那么,私有财产所有者就应该深思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无所有者参与这一不仅是人的特权而且是人的权利的领域?没有产权,追求幸福就是一句空话。没有财产,人的自我价值就会降低。阿瑟·杨(Arthur Young)在他的《法兰西旅游记》(1787)曾说过一句话:“财产的魔力能把沙子变成黄金”[24]。因此,任何一种宏扬私有财产的经济哲学必须勇敢的批评私有财产的误用。否则的话,这种社会制度的反对者将会通过借用一些模棱两可的例子,来措败人们在产权上的信心。一个有产权的人同时亦有责任。在当今的自由世界中,最急需的责任是保护而不是破坏他人的产权。

  假如要重新恢复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的话,在自由世界中,人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时事,即只有基督教的原则才能恢复人们在财产问题上的道德自律。从在当今时代人对所有权承认(不但在对待无财产的人方面,而且在对待邻居方面)的背叛这一事实,使我们怀疑人们在保护私有财产问题上的道德上的诚意。在一篇名为《罗马的交通》一文中,托马斯·斯特林(Thomas Sterling)形容罗马的卡车司机“象走路一样随便地挤凹他人的普通汽车的防护板”[25]。在美国,不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的例子亦可谓俯拾即是。周末旅游者顺便把空啤酒罐扔到别人的草地上;行李搬运工人装卸别人的易碎包裹时任意摔打,好象它是一个水泥块;旅馆的接待员揭下房客信件上的外国邮票;散步者总是牵着狗从他人的土地上走过,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琐碎的事例,说明美国人在许多方面违反他们所公开声承的对私有财产的信奉。

  综上所述,应该说,在今天有必要大声疾呼地重新强调个人的私有产权。此外,由于犹太教-基督教把所有人权(包括产权)放在道德和属灵责任的舞台背景之中,只有《圣经》的观点,才会为私有财产做出最强有力的证明。最后,从任何角度来说,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代管(stewarship)问题。而基督教信仰把代管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当一种无神论哲学攻击私有财产并把它说成是贪婪的结果时,仅仅从社会效益上来为私有财产辩护,说私有财产是人的发展所必须的,甚至从私有财产的法的基础上说它是正确的,均是不够的。当私有制的敌人声承私有财产是一种习俗的产物并且是伪公正的时候,对他们的最有力的回答是,私有财产是来自神的创造。而神是公正的定义者,亦是人的权利和责任的终极源泉。

  (原载萨缪尔·L·布鲁曼菲尔德编《人道经济中的财产问题》[26], 第23-45页。本文分节为译者所加。译者亦对原文略有删节。——韦森1995年原注)

  注释:

  1, H. Holstzmann, Protest. Kirchenzeit, 1894. No. 45.

  2, Das Christusproblem: Grundlinien zu einer Dozialtheologie Leipzig,1902.

  3, F. G. Grant,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Testment and Its Eschatology, ed. by W. D. Davies and D. Daube, Cambridge, 1956, pp. 101.

  4, “不可偷盗”的诫命禁止人动他人的财产、骗取别人的财产以及由于不在乎和粗心损坏他人的财产。假如一个人由于粗心使别人丧失了牲畜,他必须全部赔偿(《出埃及记》第21章第33节)。人若是偷别人的牲畜,他必须以双倍、四倍或五倍的价格来赔偿(第21章第37节)。部分地以教育人为目的,摩西律法强调尊重产权,并根据一个盗贼是否把偷来的东西据为己有,或转售,或毁坏,来加重惩罚。假如一个盗贼被擒获但他无能赔偿,他必须用劳动来赔偿(第22章第4节)。由于疏忽而损坏他人的财产也要赔偿(第22章第5节)。

  5, N. Bogle, "Property", in Hastings' Dictionary of the Gospels.

  6, 按照罗马异教徒的观点,除非人对财产的控制是绝对无上的权利,否则,财产就不是私有的。如果人部分是神(正如古罗马哲学所假设的那样)或无神存在(正如现代非宗教主义者所假定的那样),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是,如果神是至高无上的君王,人只是他的臣民,就一些财产而言,在肯定神自己对所有人和所有财产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创造者可能允许人拥有一些排他的权利。

  7, 事实上,在今天,绝对所有权在很大部程度上是一种神话。对财产的许多现代限制并不直接来自《圣经》的教训。人们因此可能经常发现,在这些限制的背后存在着保护某些人的权利的企图。因此,这些限制是对圣经观点的任意解释。正因为如此,人们要弄清《圣经》的教训究竟如何。当在居民区的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被阻止建商业建筑物时,或在一个地区的建筑无论如何必须符合当地的法规时,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又如,所有电线必须由电工来安装;一个项目完工后,也要开门等待税务人员来检察。在此情况下,一些限制似乎是建立在特定利益上,而不是仅仅出于政治的考虑。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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