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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微博上的新儒家之趣事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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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5 11:46: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年来搞“儒家宪政”的诸君,在网络和纸媒可谓风生水起,“儒宪”派在未来究竟有多大作为,当然还是要视乎之后中国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当代儒者,总也脱离不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经世思想。儒家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批林批孔”,不但没有让儒家绝灭,反而促其欣欣向荣。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词汇用来贬低儒家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说“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啦,“儒表法里阳儒阴法”啦,仿佛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就是负责扮演被婆婆迫害的小媳妇一般。事实肯定不是这么绝对,但也八九不离十,孔老夫子“厄于陈蔡”,后世儒生则叹“何德之衰”,千百年来的儒家,总是扮演着这种尴尬的角色,期待被体制招安而不可得。
  
  楚狂接舆和老丈人的嘲讽,一直环绕在儒生的耳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他们的本色,倒不值得上纲上线。可叹儒家至大至刚的一面,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渐渐被缩水为求官求财的厚黑学问,与原始儒学没有太大关系了。我不是替儒家辩护,只是要说一点,儒门也是一个江湖,有正大光明的,也有龌蹉猥亵的,有“浩然之气”和“孔颜乐处”,也有孙叔通钱谦益之流的三姓家奴。我一直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应为儒家儒教儒学所独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也不应都推卸给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子。孔子究竟是不是“丧家之犬”,李零的解读未必正确,在那个人尽为犬类的乱世,又有谁能例外呢?其实儒法墨道名纵横,都有不少人求官,不过是儒家的人姿态更主动了一些,所以常被人批评。我“笑”儒不是因为他们迂腐陈旧不谙世事不识糠栗,而是“笑”他们自以为义好为人师的勇气和胆量。
  
  既成事实的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如果要写清末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其实就是写自先秦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沦亡史。周非就写了这么一本正史之外的历史,讲述了这帮人“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今天的“儒宪”派真的应该人手一本,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嘛。当我们狠狠剥开那蒙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身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会发现历史的暗角深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不独周非,几乎现在研究国史的人,都将先秦目为中国知识诞生的一个坐标点,问题在于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超乎了先儒的想象。策士、谋士、进士和名士,哪一个不是儒家范畴内的“士”呢?功名还是自由,怎会竟成为他们的大难题?中国古人在独尊儒术之后,似乎没有了太多可选择的项目,总是从一端到另一端,要么庙堂之高,要么江湖之远;独立精神逐渐萎缩,上升的管道也剩下一脉了。像周非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儒家的批判肯定比我悲观。但是当我们试着去理解他们心中的“孤愤”,又怎会得不出和韩非一样的牢**呢?周非说:“李贽形成不了新思想体系”;“黄宗羲无法设计出新的制度”;“方以智不能创建新的知识体系”;最后,他说“新文化运动只是复制不是复兴”.这些我基本同意。回首2000年来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变迁,我们会不得不悲哀的承认:没有进步,连一点都没有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至大至刚的儒家,没能开出“民主与科学”呢?为什么看起来“愚拙”的基督教,却引领了西方强悍的精神和肉体呢?陈泰和在《当孔子遇到上帝》中说,如果耶稣来到中国,肯定会被孔儒视为不仁不义不德不孝的杨朱墨翟之徒;如果孔子去到犹太,则会被基督徒视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可以想象,如果东西二圣在历史的某个节点相触,那么这之间的论战可直比火星撞地球,关公战秦琼了。好在历史没有“可能”,东西二圣虽然“心理相同”,但都各自引领着各自的思想王国往现代化奔进。诚如前文所言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儒家真的成为了那“前而后”者了。
  
  “儒耶对话”在这个时代,还能对话出什么呢?就好比我常常在文章中提到的,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农村家庭教会的基要派信徒和学院里的儒家精英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能够对话的呢?而在“儒家”与“儒教”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又存在着怎样的对话层次和对话受众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攻乎异端”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谁会再要把宗教裁判所或者十字军像“诈尸”一样搬回来。同样的,孔子未经法律程序而诛杀少正卵,与孟子大失风度地咒骂杨朱墨翟为“禽兽”,也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再发生了。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往前的,文明是“共在”的,那么一定能够琢磨出来融贯自由主义、儒家思想、基督教的“融贯”的中华哲学或者中华国学或者中华基督教神学。若果真“儒宪”派能有这样的风范,那我将指着自己的头起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笑儒家了”
  
  当代的儒门看起来是大有作为的,比如说蒋庆先生可谓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若非当年他继牟、唐、徐、张等人的“心性儒学”之后率先开出“政治儒学”,则现在的“儒教复兴”运动能到达什么程度,实未可知。今天的儒门已经不满足于“复兴”了,建制性的成立儒教组织,并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成为了儒门的共识。姚仲秋、陈明、康晓光等体制内的“体制外”学者所推动的当代儒教的理论建构,笔者乐观其成。即便自05年后所谓的“儒耶冲突”屡次见诸媒体和报端(如曲阜孔庙旁建基督教大教堂、改圣诞节为孔诞节、周口平坟复耕事件等),笔者还是基本能够做到不以门户之见来评价客观事实。胡适说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故无论耶徒也好儒生也罢,如果不能放弃成见,求同存异,释放善意,则无益于促进当下时代多元文化的共融共在。“有罪推定”和“攻乎异端”是极可怕的心态,君不见近来甚嚣尘上的有哪一个是诉诸理性和常识的“儒耶对话”,基本上是充斥构陷、造谣、中伤和诛心之论的“儒耶对骂”
  
  蒋庆先生在《关于中国儒教的构想》中谈到:“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性传播。如果对基督教扩张性传播这一趋势不加阻止,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用基督徒的话说就是中华归主。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只有复兴儒教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这是多么大的诬陷!无论是基督教、儒家还是自由主义,都视乎未来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岂是“中华归主”或者“主归中华”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今天基督教在农村爆炸式的发展,跟中国人的信仰真空有关,跟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宗教政策变迁有关,而更主要的是,是基督教在赈济孤寡、扶助弱小、稳定社会、改善人心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因为经上记着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2:14-17)。而到现在为止,基督教之于中国,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民间家庭教会还不能合法登记,家庭教会的私人聚会受到监控和限制,不能自由传教,也不能自由出版书籍,这些现实,儒门何以视而不睹,听而不闻呢?相比基督教之于中国开启民智启蒙思维的贡献,当今儒门何为呢?而其似乎为了“重建儒教”之目的,树立“假想敌”基督教作为标靶,从而在论辩和争夺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有形组织,以彰显儒教精神之无形价值,虽说无可厚非,却也未免太不光明正大。蒋先生既非《旧约》中的先知,怎知中国会步非洲后尘并且“中华归主”呢?蒋先生又非董仲舒或孙叔通,怎敢自比国师,指点江山,甚而希冀行政力量的介入呢?蒋庆先生和当代大儒的诸多言论,实有做“假见证”的嫌疑。当今儒门诸君对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教会史的了解,其无知和肤浅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尤其是对同为同胞的中国基督徒还带着目之为“假洋鬼子”的有色眼镜,对中国基督徒在建国之后所受到的迫害缺乏同情心,实在让人遗憾。着名宗教研究学者杨凤岗就批评蒋庆“这种建立在树立假想敌基础上的儒教复兴水平太低”,直给人有文化义和团的感觉。文化学者押沙龙在谈到以姚仲秋为首的“儒宪派”时也说,新儒家不能既想当肉灵芝,又想当大尾巴狼。“拳民式”的儒家崛起和儒教复兴,着实层次太低。
  
  耶稣基督曾教导门徒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胡适先生则说做学问应“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胡适致刘修业函》)。须知正义的目标也不可以非正义的手段来达成,蒋庆先生立论的背后仿佛暗示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传播是有西方势力之介入以输出普世价值的一种和平演变态势,只不过政府提防的是政治体制的和平演变,蒋庆先生担心的是传统文化的和平演变罢了。好一个诛心之论!既要与自由派争夺话语权,又要与基督教争夺底层民众,还担心被知识分子指摘为向体制靠拢被政府招安,儒门何苦来哉?
  
  当代颇有作为的儒门新秀王达三博士认为,对于不信基督教的人士而言,其称基督徒为“耶教徒”,称《圣经》为《耶经》,称“圣诞节”为“耶诞节”,是合于礼也合于义的。然则笔者甚难称呼信仰儒教之朋友为“孔教徒”.这当然不是“ism”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本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认受度的问题。我们首先该是中国人呢?还是地球人呢?是该主权至上呢?还是人权至上呢?基督教既然是普世宗教,就无分东方还是西方,是中国还是西国。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崇奉耶稣,则他们遵循的是耶稣基督的道,而非听从西洋传教士的道。从基督,而不从西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何竟为儒门中人误解?王博士认为“拒斥耶教是复兴儒教的必然命题”,“警惕和防范中国耶教化是中国文化的最后底线”,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拒斥”“抵抗”“排挤”“争夺”“相吞”这类潜台词,已经包含了文革红卫兵式的暴力因素,无论其以文化的形式还是政治的形式,本质上都是不正义的。皇汉、毛左、民粹主义、国教派儒生、基督教反智派都是充斥着这种语言暴力的类型。
  
  无论是以自由主义为名把孔子像搬进天安门广场,以文化软实力输出为名把孔子学院建到五洲四海,以复兴传统为名推动四书五经进中小学教材,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名拒斥自由派的普世价值和基督教的传播,以护教卫道攻乎异端为名批判薛涌、李零和胡玫,以回归传统尊崇圣贤为名推动儒教宗教化并甚而成为中国“国教”,这一切的一切,若不能比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先生比附基督教而竖立“孔教”的水平有所提高的话,又有什么进步呢?笔者当然尊重当代儒生之为圣道招魂的勇气和决心,不过笔者更佩服的是罗明坚、利玛窦、马礼逊、米怜、理雅各、麦都思等实实在在为着会通儒耶而默默作工的西洋传教士,以及为促进宗教对话和多元文明交流互通而默默努力的当代哲人。
  
  中国基督徒,是中国人,也是基督徒。是黄皮肤、黑头发、操汉语并尊奉耶稣基督为唯一救主的蒙恩的罪人。孔子是全世界人的老师,耶稣基督是全世界人的救主,耶道孔道,殊途而回归,并行而不悖。既然大家都承认有真理,则无论东方、西方、中国、西国,抑或逻辑、理性、民主、科学,都将会把人类引向那光和热的终点。基督和孔子,若非二择一不可,是弃耶取儒,还是弃儒取耶?这并不是“鱼和熊掌”的横向的平行的问题。基督徒可以当孔子的学生,但耶稣基督仍是他个人的救主。
  
  再又想起一事,大抵也是当代大陆自诩儒家信徒周期性的跳脚症状?比如微信圈的朋友又圈我看两个莫名其妙的文章,关于儒家和电影。一份是现在国内颇有名气的青年儒家学者王达三写的《胡玫莫以<孔子>庸俗化孔子》,一份是由国际儒学会、国际孔教会等超过三十家的儒学机构和网站连署的《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看罢哑然。从影事多年,目之所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就这事情了。
  
  黄蕉风:微博上的新儒家之趣事种种
  
  近年来搞“儒家宪政”的诸君,在网络和纸媒可谓风生水起,“儒宪”派在未来究竟有多大作为,当然还是要视乎之后中国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当代儒者,总也脱离不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经世思想。儒家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毛泽东的“批林批孔”,不但没有让儒家绝灭,反而促其欣欣向荣。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词汇用来贬低儒家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说“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啦,“儒表法里阳儒阴法”啦,仿佛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就是负责扮演被婆婆迫害的小媳妇一般。事实肯定不是这么绝对,但也八九不离十,孔老夫子“厄于陈蔡”,后世儒生则叹“何德之衰”,千百年来的儒家,总是扮演着这种尴尬的角色,期待被体制招安而不可得。
  
  楚狂接舆和老丈人的嘲讽,一直环绕在儒生的耳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他们的本色,倒不值得上纲上线。可叹儒家至大至刚的一面,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渐渐被缩水为求官求财的厚黑学问,与原始儒学没有太大关系了。我不是替儒家辩护,只是要说一点,儒门也是一个江湖,有正大光明的,也有龌蹉猥亵的,有“浩然之气”和“孔颜乐处”,也有孙叔通钱谦益之流的三姓家奴。我一直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应为儒家儒教儒学所独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也不应都推卸给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夫子。孔子究竟是不是“丧家之犬”,李零的解读未必正确,在那个人尽为犬类的乱世,又有谁能例外呢?其实儒法墨道名纵横,都有不少人求官,不过是儒家的人姿态更主动了一些,所以常被人批评。我“笑”儒不是因为他们迂腐陈旧不谙世事不识糠栗,而是“笑”他们自以为义好为人师的勇气和胆量。
  
  既成事实的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如果要写清末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其实就是写自先秦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沦亡史。周非就写了这么一本正史之外的历史,讲述了这帮人“在功名和自由之间的挣扎与抗争”.今天的“儒宪”派真的应该人手一本,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嘛。当我们狠狠剥开那蒙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身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会发现历史的暗角深处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不独周非,几乎现在研究国史的人,都将先秦目为中国知识诞生的一个坐标点,问题在于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超乎了先儒的想象。策士、谋士、进士和名士,哪一个不是儒家范畴内的“士”呢?功名还是自由,怎会竟成为他们的大难题?中国古人在独尊儒术之后,似乎没有了太多可选择的项目,总是从一端到另一端,要么庙堂之高,要么江湖之远;独立精神逐渐萎缩,上升的管道也剩下一脉了。像周非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儒家的批判肯定比我悲观。但是当我们试着去理解他们心中的“孤愤”,又怎会得不出和韩非一样的牢**呢?周非说:“李贽形成不了新思想体系”;“黄宗羲无法设计出新的制度”;“方以智不能创建新的知识体系”;最后,他说“新文化运动只是复制不是复兴”.这些我基本同意。回首2000年来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变迁,我们会不得不悲哀的承认:没有进步,连一点都没有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至大至刚的儒家,没能开出“民主与科学”呢?为什么看起来“愚拙”的基督教,却引领了西方强悍的精神和肉体呢?陈泰和在《当孔子遇到上帝》中说,如果耶稣来到中国,肯定会被孔儒视为不仁不义不德不孝的杨朱墨翟之徒;如果孔子去到犹太,则会被基督徒视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可以想象,如果东西二圣在历史的某个节点相触,那么这之间的论战可直比火星撞地球,关公战秦琼了。好在历史没有“可能”,东西二圣虽然“心理相同”,但都各自引领着各自的思想王国往现代化奔进。诚如前文所言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儒家真的成为了那“前而后”者了。
  
  “儒耶对话”在这个时代,还能对话出什么呢?就好比我常常在文章中提到的,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农村家庭教会的基要派信徒和学院里的儒家精英知识分子,究竟有什么能够对话的呢?而在“儒家”与“儒教”的“人民内部矛盾”中,又存在着怎样的对话层次和对话受众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攻乎异端”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谁会再要把宗教裁判所或者十字军像“诈尸”一样搬回来。同样的,孔子未经法律程序而诛杀少正卵,与孟子大失风度地咒骂杨朱墨翟为“禽兽”,也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再发生了。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往前的,文明是“共在”的,那么一定能够琢磨出来融贯自由主义、儒家思想、基督教的“融贯”的中华哲学或者中华国学或者中华基督教神学。若果真“儒宪”派能有这样的风范,那我将指着自己的头起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笑儒家了”
  
  当代的儒门看起来是大有作为的,比如说蒋庆先生可谓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若非当年他继牟、唐、徐、张等人的“心性儒学”之后率先开出“政治儒学”,则现在的“儒教复兴”运动能到达什么程度,实未可知。今天的儒门已经不满足于“复兴”了,建制性的成立儒教组织,并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成为了儒门的共识。姚仲秋、陈明、康晓光等体制内的“体制外”学者所推动的当代儒教的理论建构,笔者乐观其成。即便自05年后所谓的“儒耶冲突”屡次见诸媒体和报端(如曲阜孔庙旁建基督教大教堂、改圣诞节为孔诞节、周口平坟复耕事件等),笔者还是基本能够做到不以门户之见来评价客观事实。胡适说过:“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故无论耶徒也好儒生也罢,如果不能放弃成见,求同存异,释放善意,则无益于促进当下时代多元文化的共融共在。“有罪推定”和“攻乎异端”是极可怕的心态,君不见近来甚嚣尘上的有哪一个是诉诸理性和常识的“儒耶对话”,基本上是充斥构陷、造谣、中伤和诛心之论的“儒耶对骂”
  
  蒋庆先生在《关于中国儒教的构想》中谈到:“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性传播。如果对基督教扩张性传播这一趋势不加阻止,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用基督徒的话说就是中华归主。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只有复兴儒教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这是多么大的诬陷!无论是基督教、儒家还是自由主义,都视乎未来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岂是“中华归主”或者“主归中华”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今天基督教在农村爆炸式的发展,跟中国人的信仰真空有关,跟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宗教政策变迁有关,而更主要的是,是基督教在赈济孤寡、扶助弱小、稳定社会、改善人心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因为经上记着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书》2:14-17)。而到现在为止,基督教之于中国,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民间家庭教会还不能合法登记,家庭教会的私人聚会受到监控和限制,不能自由传教,也不能自由出版书籍,这些现实,儒门何以视而不睹,听而不闻呢?相比基督教之于中国开启民智启蒙思维的贡献,当今儒门何为呢?而其似乎为了“重建儒教”之目的,树立“假想敌”基督教作为标靶,从而在论辩和争夺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有形组织,以彰显儒教精神之无形价值,虽说无可厚非,却也未免太不光明正大。蒋先生既非《旧约》中的先知,怎知中国会步非洲后尘并且“中华归主”呢?蒋先生又非董仲舒或孙叔通,怎敢自比国师,指点江山,甚而希冀行政力量的介入呢?蒋庆先生和当代大儒的诸多言论,实有做“假见证”的嫌疑。当今儒门诸君对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教会史的了解,其无知和肤浅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尤其是对同为同胞的中国基督徒还带着目之为“假洋鬼子”的有色眼镜,对中国基督徒在建国之后所受到的迫害缺乏同情心,实在让人遗憾。着名宗教研究学者杨凤岗就批评蒋庆“这种建立在树立假想敌基础上的儒教复兴水平太低”,直给人有文化义和团的感觉。文化学者押沙龙在谈到以姚仲秋为首的“儒宪派”时也说,新儒家不能既想当肉灵芝,又想当大尾巴狼。“拳民式”的儒家崛起和儒教复兴,着实层次太低。
  
  耶稣基督曾教导门徒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37》)。胡适先生则说做学问应“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胡适致刘修业函》)。须知正义的目标也不可以非正义的手段来达成,蒋庆先生立论的背后仿佛暗示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的传播是有西方势力之介入以输出普世价值的一种和平演变态势,只不过政府提防的是政治体制的和平演变,蒋庆先生担心的是传统文化的和平演变罢了。好一个诛心之论!既要与自由派争夺话语权,又要与基督教争夺底层民众,还担心被知识分子指摘为向体制靠拢被政府招安,儒门何苦来哉?
  
  当代颇有作为的儒门新秀王达三博士认为,对于不信基督教的人士而言,其称基督徒为“耶教徒”,称《圣经》为《耶经》,称“圣诞节”为“耶诞节”,是合于礼也合于义的。然则笔者甚难称呼信仰儒教之朋友为“孔教徒”.这当然不是“ism”的问题,而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本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认受度的问题。我们首先该是中国人呢?还是地球人呢?是该主权至上呢?还是人权至上呢?基督教既然是普世宗教,就无分东方还是西方,是中国还是西国。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崇奉耶稣,则他们遵循的是耶稣基督的道,而非听从西洋传教士的道。从基督,而不从西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何竟为儒门中人误解?王博士认为“拒斥耶教是复兴儒教的必然命题”,“警惕和防范中国耶教化是中国文化的最后底线”,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拒斥”“抵抗”“排挤”“争夺”“相吞”这类潜台词,已经包含了文革红卫兵式的暴力因素,无论其以文化的形式还是政治的形式,本质上都是不正义的。皇汉、毛左、民粹主义、国教派儒生、基督教反智派都是充斥着这种语言暴力的类型。
  
  无论是以自由主义为名把孔子像搬进天安门广场,以文化软实力输出为名把孔子学院建到五洲四海,以复兴传统为名推动四书五经进中小学教材,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名拒斥自由派的普世价值和基督教的传播,以护教卫道攻乎异端为名批判薛涌、李零和胡玫,以回归传统尊崇圣贤为名推动儒教宗教化并甚而成为中国“国教”,这一切的一切,若不能比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等先生比附基督教而竖立“孔教”的水平有所提高的话,又有什么进步呢?笔者当然尊重当代儒生之为圣道招魂的勇气和决心,不过笔者更佩服的是罗明坚、利玛窦、马礼逊、米怜、理雅各、麦都思等实实在在为着会通儒耶而默默作工的西洋传教士,以及为促进宗教对话和多元文明交流互通而默默努力的当代哲人。
  
  中国基督徒,是中国人,也是基督徒。是黄皮肤、黑头发、操汉语并尊奉耶稣基督为唯一救主的蒙恩的罪人。孔子是全世界人的老师,耶稣基督是全世界人的救主,耶道孔道,殊途而回归,并行而不悖。既然大家都承认有真理,则无论东方、西方、中国、西国,抑或逻辑、理性、民主、科学,都将会把人类引向那光和热的终点。基督和孔子,若非二择一不可,是弃耶取儒,还是弃儒取耶?这并不是“鱼和熊掌”的横向的平行的问题。基督徒可以当孔子的学生,但耶稣基督仍是他个人的救主。
  
  再又想起一事,大抵也是当代大陆自诩儒家信徒周期性的跳脚症状?比如微信圈的朋友又圈我看两个莫名其妙的文章,关于儒家和电影。一份是现在国内颇有名气的青年儒家学者王达三写的《胡玫莫以<孔子>庸俗化孔子》,一份是由国际儒学会、国际孔教会等超过三十家的儒学机构和网站连署的《须尊重历史,宜敬畏圣人--致电影<孔子>剧组人员公开函》。看罢哑然。从影事多年,目之所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就这事情了。

来源:共识网 作者:黄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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