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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中国宗教问题访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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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9 11:05: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源:福音时报  

核心提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督教发展迅速,同样在社会转型期间所面临的问题也尤为突出。近日,福音时报就我国的政教关系、宗教立法、如何看待家庭教会、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等一系列有关中国宗教方面的现实问题,对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进行了专访。

(福音时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督教发展迅速,同样在社会转型期间所面临的问题也尤为突出。近日,福音时报就我国的政教关系、宗教立法、如何看待家庭教会、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等一系列有关中国宗教方面的现实问题,对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 关于中国政教关系的模式
福音时报: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在中国快速发展,政府如何贯彻落实好宗教政策、如何处理好与宗教信仰群众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您怎样看待中国现行的宗教管理政策?目前中国政教关系的现状与影响政教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刘澎:宗教在一个国家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教关系如何。凡是有宗教的地方,就有政教关系问题。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关键有两点,第一是国家如何看待宗教,如何对宗教进行定义和定性;第二是国家用什么办法处理宗教。这两点明确了,政教关系问题就好办了。

中国已经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写进了宪法,在这个大前提下,如果要强化政府管理部门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却没有明确的、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法律,单靠传统的行政手段,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解决宗教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宗教问题的性质,然后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

中国信仰宗教的人数,过去说是1亿多,现在有人说是3亿,到底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对于至少有上亿人的庞大的宗教信仰群体,国家把它看成是什么,这很重要。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要团结大多数群众,团结大多数干部。他搞了很多运动,但每一个运动都是把斗争目标指向特定的一部分人,而不是斗争大多数人。他要团结大多数,他始终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是好的。为什么要团结大多数?就是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掌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大多数人不支持你,你的政策和他们没关系,你肯定要出问题。对宗教的定性和定位看起来好像是个理论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决定了政策的走向。如果你对宗教的定位不准确、不客观的话,那么就会导致非常大的政策上的失误。

过去我们对宗教有很多负面的评价,比如“精神鸦片”、西方的“文化侵略”等等很多负面的说法。胡锦涛主席在中共十七大提到宗教问题的时候,强调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明确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的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宗教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消极的,它为什么还能在全世界这么持久、广泛地存在?我们不能把宗教的存在解释为是骗子对广大群众进行欺骗的结果。如果以“骗子遇见傻子”这个公式来解释宗教的话,问题就太简单了。如果不能这样解释,我们就得深刻地反思,我们对宗教的定性和定位是不是恰当。政府是代表国家权力处理宗教问题的,如果你把宗教看成是负面的,负面的东西就得要消除、要打击;但如果它不是负面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宗教有了一个客观的认识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国家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它,用行政的办法,还是用法律的办法?这就涉及到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教关系的模式。世界上政教关系的模式很多,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分类,但基本类型不外乎四种:第一种是政教合一,例如梵蒂冈、塔利班搞得就是政教合一。第二种是政教分离,美国、加拿大采用的是这种模式。第三种是教高于政,宗教神权大于世俗权力,像伊朗等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就是这样。宗教精神领袖很重要,世俗权力服务于宗教权力,伊斯兰教法高于国家的行政权力。第四种是政高于教,世俗权力高于宗教权力,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种模式,不管什么宗教都必须服从于政权。

从政教关系的类型上来说,中国不是政教合一,也不是政教分离,而是世俗权力高于宗教权力,有的学者称之为“政主教从”型。中国为什么不是政教分离型?这涉及对政教分离基本概念的理解。所谓“政教分离”,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指宗教是宗教,政府是政府,二者互相独立、互相分离;另一种是指宗教要与政府分离,宗教不能干预政治,不能干预教育,不能危害公众健康。但政府能不能干预宗教、政府能不能控制宗教组织的活动、介入宗教的事务呢?政府可以。这种“政教分离”实际是“政”可以不与“教”分离,但“教”必须与“政”分离,分离的目的在于限制宗教权力、而不是限制政府权力,当然也不是政教双方在独立基础上的相互分离、分立、分开。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政教分离含义应该是前一种,即宗教不能从国家取得任何政治上的特权,不能得到国家在财政上的任何补贴;国家在政治上不扶持任何宗教、不打击任何宗教、不介入任何宗教;在财政上、经济上不支持任何教派;管理宗教的不是政府而是法律,政教双方发生矛盾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我们国家采取什么模式?是用政教分离的方式,还是政高于教的方式来对待宗教?是通过设立政府行政部门,依靠行政管理和行政许可的手段来管理宗教,还是通过法治来调节政教关系?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关注的是国家应该怎么定性宗教、怎么对待宗教。如果国家把宗教当成一个消极的、要打击、要镇压的一种社会力量的话,那么宗教和国家的关系只能是敌对的。如果国家把宗教看成是管理对象的话,国家和宗教的关系就是君臣的关系,宗教只能在国家的控制之下活动。在这两种关系模式下,要想让政教关系和谐,是不可能的。强势一方的国家和弱势一方的宗教怎么处理关系?只能是弱势的一方被迫服从强势的一方。弱势的一方如果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又无法拒绝强势一方的控制,就会出现另一种情况:离心,不合作。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其结果就是政权可以控制、管理宗教,但成本很高、代价很大。当这种以控制为目的的宗教管理的成本高到一定程度,超出了政府能够承受的限度,达不到原来控制与管理宗教的目的时,这种宗教管理模式的有效性究竟有多大,就值得怀疑了,就会成为作为强势一方的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现在中国的政教关系中,并不存在宗教权威等于政府、高于政府的问题,而是宗教一方完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与政府相比,宗教方面弱得不得了,它连公开活动的权利都没有,但是政府仍然要对它采取全面的掌控,要对它的人事、教务、财务进行全面的控制。谁不服从这种控制,谁就会成为国家打击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不可能进行反抗,但可以进行有效的离心、可以与政府保持距离、可以不合作,这就使得政府无法与宗教和谐,无法处理好关系,无法让宗教为维护执政者的统治发挥作用。

建国以来,政府在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有过许多深刻的教训。我们对宗教采取过各种各样的打击、限制的措施,但不管什么手段,都没有能够阻止宗教的发展。政府应该考虑和反思,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究竟是否有效?是否合理?中外政教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要处理好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不能搞一厢情愿。没有宗教信仰者和宗教组织的主动参与和积极支持,任何对宗教的管理都是无效的。信教群众不认可、不支持、甚至抵制和反对,对宗教的管理就进行不下去。国家的宗教政策与宗教管理模式能否得到宗教信仰者和宗教组织认同的关键首先是管理者进行宗教管理的动机。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控制宗教、限制宗教、促使宗教消亡,宗教怎么会听你的?其实从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明确的阐述:只有在政党、阶级,国家消亡之后,宗教才会消亡。既然如此,结论就是在我们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宗教都将存在,政府必须与宗教和睦共处,必须建立和谐的政教关系。而和谐的政教关系必须是双方自愿的,不能搞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政府对宗教的支持和压制只能在一段时间起到相对而有限的作用,不解决根本问题。世界各国在处理政教关系问题上正反两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借鉴的东西。

中国未来的政教关系将会如何发展?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执政者会越来越现实,而不会越来越脱离实际;会越来越依靠法治,而不会越来越依靠行政手段、强化行政管理。国家绝对不会永远背着“宗教国企”的包袱,一定会把宗教组织推向宗教市场,一定会完善宗教立法,这种局面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这样既有利于宗教,也有利于政府,更有利于整个社会。

二、 关于宗教立法
福音时报: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宗教问题?这些问题是否意味着国家应继续加强对宗教组织的管理,通过出台更多更细的宗教管理条例来规范各宗教的发展?如果依法管理,如何完善宗教法治?

刘澎:宗教领域中存在各种问题,有的还相当尖锐。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教双方及全社会公认的解决问题的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不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只能是法律。处理宗教问题,最好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实行法治,依法管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宗教,都存在宗教管理的问题。但管理的方式很不相同。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以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为出发点的,低成本、高效率,有利于促进宗教与非宗教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对国家、宗教和社会都有利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就是法治框架下的政教分离,就是通过法律的方式而不是依靠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方式,处理涉及宗教方面的各种问题。

我国各级政府都有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几十年来,各级宗教管理部门一直在努力工作,但宗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更没有消失,有些问题甚至反而更加突出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应该出台更多更细的宗教管理条例,应该按原来的模式进一步加强对宗教组织的管理,对宗教组织的人事、财务、活动、场所等予以更多的控制?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目前宗教方面出现的问题,不是政府没有宗教管理部门,不是政府管理部门“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而是管理模式本身是否有效的问题。政府管理部门从来没有放弃对宗教组织的管理,为什么经过几十年的管理,国家对宗教管理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时间之后,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多?如果宗教方面的问题不是暂时的、局部的,而是大范围、长时间的普遍存在,如何解释现行宗教管理模式的有效性、正确性?很明显,在现行宗教管理模式无法有效地为今天宗教方面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时,我们必须从效果与动机高度统一的角度对宗教管理模式本身进行反思,必须承认现有宗教管理模式存在问题。

中国现行宗教管理模式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旧的管理模式的指导思想及运作方式与新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之间严重的不适应。对宗教事务的现行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时期旧观念的产物。这个模式除了在理论上对宗教的认识偏差之外,出发点主要是为了方便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了满足宗教信仰者、宗教组织在宗教信仰上的需要。在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以政治挂帅,凡事追求大一统,政府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做了许多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宗教信徒利益、刺激宗教信仰者感情、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在恢复宗教组织、落实宗教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宗教管理体制并没有改变。相对其他领域而言,宗教管理部门的改革严重滞后,由体制造成的政教关系的老矛盾及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等社会经济变化而出现的宗教方面的新问题,使得宗教管理工作空前复杂。但宗教管理部门不仅没有认真反思自己在指导思想与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反而将宗教方面的各种问题方便地作为要求中央强化宗教管理体制、保留和扩大宗教管理部门编制、增加宗教管理部门预算与权限的理由,把加强管理作为解决宗教问题的出路,致使宗教领域中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源得不到触动,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从而导致问题越来越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政府通过原有的宗教管理体制管理宗教的愿望和社会转型时期宗教组织、宗教信仰者的需求之间的差距、张力越来越大。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旧体制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逐步解决。不从改革管理体制上入手,不从制度安排、权力分配和法治建设上下功夫,旧的管理思路不转变,旧的体制不改革,出台再多再细的行政法规、规章、条例都无济于事。

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要妥善处理宗教领域中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贯彻依法治国的原则,走法治之路。有人提出宗教问题具有特殊性,“宗教无小事”,用行政手段处理便于请示汇报比较方便,似乎这可以成为在宗教领域不搞法治的理由。实际上,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点,各行各业都无小事,涉及国家、社会、人民群众利益的任何事情都是重要的。根本不存在着某个没有特殊性、只有一般性,没有大事、只有小事的领域。因此,每个领域中的每件事情、每个问题都需要依法处理。单纯强调本领域、本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可以继续维持旧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不改革、不搞依法治国的理由,是没有道理的,是对依法治国原则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正因为“宗教无小事”,都是“大事”,所以我们更应该从法律的高度对“大事”进行规范,更应该实行宗教法治。

作为现代文明与法治国家,公民有信仰宗教的权利,我国宪法也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国家要做的是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促进宗教内部、宗教与非宗教、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和谐,让宗教组织和宗教信仰者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对宗教实行控制,将宗教团体作为自己管理下的国营企业。为此,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对涉及宗教信仰者及宗教组织的问题,宗教与其他群体的关系进行调节、规范,这种规范是必要的、合乎法律的,是为全社会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如果宗教组织和宗教信仰者的活动、行为危害了其他人、其他团体或社会的公共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应该是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唯一依据。从效果上看,法律也是调节宗教与宗教,宗教与非宗教,宗教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依靠法律处理矛盾,解决问题,保护国家和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法治国家、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宗教领域应该如同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活动、依法管理”。作为国家来说,管理宗教、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不应离开法律,离开法治的轨道。
现在比较迫切的问题是,我国没有一部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可以用于司法实践的、有关宗教问题的综合性基本法律。因此,依法管理宗教,首先要有法,要完善法制,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有了完善的法律,处理宗教方面的问题才能有所依据,国家对宗教的管理才能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没有法,也就无所谓合法、非法、违法,所谓“依法管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法治不健全、不完善,要想解决宗教方面的问题就是一句空话。宗教领域的工作,当务之急是立法。但谈到宗教立法,却有人以“目前缺乏共识,时机不成熟”为由,力图继续维持旧的宗教管理体制。

那么,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大家“缺乏共识”,从而导致宗教立法的“时机不成熟”呢?首先,是关于立法的目的与宗旨,也就是为什么要立法、为谁立法?立法的宗旨与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障社会和谐、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规范和调节宗教与国家、社会、个人等各方面的关系,还是要制定一部主要体现行政管理部门意图的“宗教管理法”?一些希望强化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的人,想要立的法是为了提高管理部门与管理者的权威,他们心目中要立的法应该叫“宗教管理法”;与此相反,希望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人,想要立的法则是“宗教自由保护法”。这是截然对立的两种立法宗旨。怀有这两种立法愿望的人都意识到,要立一部完全符合自己心愿的宗教法是很困难的,宗教立法程序一旦启动,搞不好会出现一部与自己心愿完全相反的宗教法。

对于前一部分人来说,如果所立之法不是为了方便自己更好地管理宗教,还不如没有法。现在对宗教的管理以政策为主,政策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随意解释、自由行使权力;而一旦有了宗教法,虽然宗教组织、宗教信徒要按法律办事,但同时也限制了自己作为管理者的权力,自己也要服从法律,依法办事,因此最好还是不立法为好。

对于后一部分人来说,如果把目前以限制宗教、管理宗教为宗旨的政府管理部门的行政法规、管理条例提升为法律,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宗教的行政管理权威,还不如没有这个法。显然,立法的宗旨与目的不同,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在双方利益完全对立、双方对立法结果没有把握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双方都觉得宁可维持现状,也不能立一部不合自己愿望的宗教法。因此,对于宗教立法,虽然既有支持的,又有反对的,但从宗旨上说,是否立法不是问题,关键要看对谁有利。我所说的宗教立法不是反应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集团的利益,而是要体现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我们不能立一部宗教管理法,但也不能立一个保护某个宗教的法。我们立的是一个可以调节宗教与宗教,宗教与非宗教、宗教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当然,首要的大前提是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要考虑宗教与国家、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要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这是立法的难点。现在表面上社会各界没有达成宗教立法共识,其实后面是没有在利益上得到协调。因为立法的过程是一个利益调节、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立法的难点就在这里,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只是大家不愿公开说出来罢了。

其次是实行宗教立法的必要性。有人质疑,宗教属于个人的精神信仰,国家有必要立法吗?中国现有的法律已经不少了,没有必要再立宗教法。还有人说,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宗教法,中国为什么要立宗教法?难道管理宗教非要立法不行?

应该说,这种认识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是一种误解,误读,经不起推敲。以美国为例,美国没有宗教法,但是美国与中国在涉及宗教的法律体系方面有三点显著的不同:第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了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这是最高法院处理宗教问题的最根本的法律依据。我国的宪法虽然也对宗教信仰自由作了规定,但美国的宪法可以作为庭审的依据,我国的宪法没有司法化,不可以作为庭审的依据,美国的违宪行为可以由法院受理,我国的违宪审查不可以由法院受理。第二,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美国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对涉及宗教问题的每一个案例的判决,都对美国的行政、司法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在司法实践上起着法律的作用。美国立国以来涉及宗教的判例非常多,这些判例在对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调节和规范宗教和宗教之间,宗教和非宗教之间,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非常详细具体的规定。由于判例涉及到了政教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宗教组织之间的关系、宗教团体的人事、财务、教务问题、宗教信仰者的权利等方方面面,因此凡是涉及宗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是有例可循。第三,美国虽然没有宗教法,但在联邦与州都有很多涉及宗教的法律。处理宗教问题,不仅“有例可循”,而且“有法可依”。世界其他法治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方式大多也是要么是有专门关于宗教的法律,要么是在各种法律中对宗教问题进行明确的规范。

反观我国,我国的宪法尚未司法化,不能进入庭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我国各种现有的法律中专门针对宗教问题的规定很少。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既没有一部关于宗教的基本法,现有的各种法律又无法对宗教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明确的规范、调节,关于宗教问题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处理宗教问题还没有进入法治阶段。因此,美国或其他国家没有宗教法,不能成为我国不立宗教法的理由。

第三是对宗教立法的成本与法律体系设计的不同考虑。是否需要立一个宗教法,必须考虑立法的成本。如果我们现有的各项法律已经涵盖了宗教领域中的各个方面,可以完全解决宗教方面的问题,足以起到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有效地调节和规范宗教内部、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宗教和社会、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那么再立一个宗教法就没有意义了。但如果现行的法律体系不能覆盖宗教领域中的各个方面,不能为国家处理宗教方面的问题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而我们又不想立一个综合性的宗教方面的基本法,我们就必须把现有的各种法律,例如教育法,婚姻法,公司法,建筑法,劳动法,土地法、私有财产保护法等各种可能涉及宗教的法律都修改一遍,在现有的各种法律中,修改或增加有关涉及宗教的条款,从各个部门法的角度,对涉及宗教的人事,财务,教育,建筑,场所,活动,交流,权利,社会服务等方方面面都做一个规定。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修改大量现有的法律,由这些法律分别承担涉及宗教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的任务。但这样做的难度之大、时间之长、毫无疑问大大超过了把各种法律规范集中起来形成一部宗教法所需的成本。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和宗教方面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法律永远会显得滞后,立法机关需要对各种涉及宗教的法律不断地进行修订,因此而产生的工作量与立法成本显然是立法机关不愿意也不能承受的。在操作层面上,经常对大量法律进行修改是不现实的。从法律体系上说,这种把涉及宗教的法律规范分散放置的设计与我国已有的以各个专门领域的基本法、部门法为主的立法特点也是不相符的。

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个立法设计问题,是应该把涉及宗教的法律集中放在一部法律里面,还是分散放在十几部、几十部法律里面的问题,其实是个究竟要不要宗教法治的问题。如果我们有了关于宗教的各项法律规定,你怎么放都无所谓,尽管成本很不一样;有所谓的是,你不能在哪儿都没有——如果各种现行的法律里面都不涉及或基本不涉及宗教问题,同时又没有一部专门处理宗教问题的宗教法,一旦宗教方面发生问题,需要处理时却没有法律依据,最后就不得不依靠行政机关的行政手段进行行政控制,处理宗教问题就会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说到这里,可以明白,宗教立法不是目的,目的是用法律来规范宗教和非宗教,宗教内部,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为了立法而立法。世界上许多国家没有宗教法,但不等于这些国家不采用法治的方法对待宗教与宗教问题。中国要不要立宗教法,不是关键,关键是要不要在宗教领域实行法治,有没有能够应对宗教问题的法律。如果我们坚持不搞宗教法,我们就必须修订各种涉及宗教的法律,刚才的分析表明,这样做成本太大,不现实。所以我们应该走低成本、高效率的宗教立法之路,把涉及宗教领域内的各种问题的法律规范集中起来,立一个宗教的基本法,使宗教方面的问题,有法可依,有明确清晰的法律表述。如果将来社会发生了变化,宗教领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只需要修订宗教法这一部法律就可以了。说到底,立不立宗教法,不能看别的国家有没有宗教法,而要看我们有没有对宗教的法律规范,能不能实现宗教法治。如果我们没有对宗教的法律规范,不能实现宗教法治,我们就必须在宗教立法方面努力。
最后,还有一个如何立法的问题。搞宗教立法,必须合乎《宪法》、《立法法》的要求,必须贯彻“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原则,广泛征求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不能关起门来,由政府主导,按照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为维护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搞部门立法、行政立法。如果政府每个管理部门都这样搞,都把自己本部门的规章条例改头换面包装成“法律”,中国的法治岂不是一夜之间就可完成?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没有社会各界公开的讨论、辩论,关门立法,必然脱离实际,无法形成社会共识,用缺乏民主、公开的方式立出来的法,是得不到群众认可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三、关于《宗教事务条例》

福音时报:目前《宗教事务条例》是否能适应宗教发展的要求?法制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教会也越来越趋于通过法制途径解决各种问题,在目前没有宗教法情况下,《条例》能否满足宗教团体用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刘澎:2004年.国务院出台了《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实施五年来,宗教方面的问题是多了还是少了?“非法宗教组织”与“非法宗教活动”的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宗教界、学术界、法律界及各种其他社会力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对《条例》表示赞成、欢迎的多还是质疑、批评的多?基层政府宗教、统战、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条例》的有效性、可操作性表示满意的多还是不满意的多?《条例》在实现政府管理宗教团体与信教群众的意图时是作用极大还是不起作用?一句话,《条例》出台至今是基本成功,还是基本失败?这是一个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条例》不能解决当前宗教方面的问题,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和包括宗教信仰者在内的人民群众的需要。

为什么一项精心设计、耗时数年专门针对宗教问题的行政法规推出后会缺乏民意认可,缺乏有效性?这是因为,《条例》是新的,思想是旧的。《条例》从宗旨、内容到形式都严重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宣传的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不符合各界群众、宗教团体、宗教信仰者对党的宗教政策和宪法的基本理解与认知;在法理上是违宪的,缺乏法理依据。不论政府管理部门如何表白、如何解释,任何看过《条例》的人都明白,《条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是为了强化国家对宗教团体及宗教信仰者的控制,为了方便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自己对宗教的管理。

首先,《条例》的宗旨与指导思想存在问题。1982年,中共中央在19号文件中根据党在宗教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使全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党“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同时,党也把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写进了宪法。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反复表示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党章、宪法、党的宗教基本政策上从来没有提到要用行政手段管理宗教,从来没有要求宗教信仰者必须加入哪个团体,用何种方式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这就为广大群众理解党的宗教政策定了一个大概念、大原则、大前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是“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有了这个大概念、大原则、大前提,政府管理部门在强化其对涉及与宗教有关的各项事务进行管理时,除非有一个明确的得到立法机关和绝大多数群众认可的法律,否则单凭行政管理部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管理,就会与广大群众的认知产生矛盾。因为管理部门行使权力进行管理时,管理的方式实际上是要求宗教团体与信教群众在涉及宗教的各项具体问题上向政府管理部门申请行政许可,政府通过对各项问题实施行政许可审批保证政府意图的贯彻落实。但广大群众在宗教问题上理解的大概念、大原则、大前提是政府应该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宗教管理部门虽然从来没有忘记把自己的工作目的说成是为了“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但其强调的往往是“宗教关乎社会公共利益”,“宗教无小事”,“不能利用宗教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国家利益”;而其工作重点则是对各宗教团体、宗教场所、宗教人士、宗教活动实施行政许可审批——凡涉及宗教的各项问题都要经过审查批准,审批的标准完全掌握在政府管理部门。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负责人多次强调:“如果宗教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就谈不上什么事务,也谈不上什么管理”,但宗教还有“活动”,所以“必须进行规范和管理”。《条例》就是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帜下,政府管理部门对涉及宗教问题实施行政许可审批的标准,这就使得大多数信教群众理解的国家“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大原则在现实中失去了意义。

几十年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论与政府宗教管理体制的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始终是一个人人都很清楚但又无法公开讨论的高度敏感的问题,群众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解与自己对政府宗教管理体制的切身体验是矛盾的,对立的。因此,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主导起草、主要为方便政府管理宗教的《条例》从其出台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信教群众和学术界的批评与质疑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信仰宗教的一方与管理宗教的一方在如何看待《条例》的指导思想与宗旨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上就产生了分歧,毫无任何共识可言。

其次,《条例》在诸多方面不合法理,存在违宪问题,与中国的基本法律原则直接冲突。比如,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中明确规定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法律规定。除了这两个机关以外,任何人没有权利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法律规定,这就是宪法中的保留原则。《条例》是行政部门未经立法机关授权自行颁布的一部行政法规(根据宪法不可能得到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授权),其法律位阶低于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但在全国人大没有制定《宗教法》之前,《条例》旨在以行政机关自行制定的行政法规来代行法律的功能,规范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这是以下位法取代上位法,违反了宪法保留原则。

此外,《条例》把宗教信仰者作为被区分出来的团体,将其构成“可疑分类”,这是对公民平等权的侵犯;《条例》中存在大量歧视性条款与不合比例原则的规定,是对宪法平等原则的侵犯。所有这些,都使《条例》缺乏法理依据,群众不认可,学术界有争议,难以真正成为“依法管理宗教”的法律依据。由于存在诸多法理上的问题,事实上《条例》出台后其本身导致的问题比它解决的实际问题还要多。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改变,中国现在早已不是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部门可以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进行管理的社会,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政府的管理必须合乎法律,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继续使用旧的宗教管理模式管理宗教,不从根本上、战略上认识问题、考虑问题,不从指导思想上改变对宗教的定性与定位,不从法治建设入手,完善有关宗教的立法,就无法解决我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制度安排、法治建设与社会发展、群众需求之间不平衡、政教关系模式与宗教管理体制不适应的矛盾。国家和宗教信仰群体如果没有就宗教管理的宗旨、方式达成共识,政教关系不可能和谐,政府宗教管理不可能有效。《条例》出台后,“非法宗教组织”家庭教会的数量比以前更多了,活动更活跃、更公开了,对此,《条例》的贯彻者、执行者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办法,《条例》再一次证明了传统宗教管理体制的无效性。

四、关于宗教特区

福音时报: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还处于行政管理到法制规范的过渡时期,请问如何做到平稳过渡,实现从行政管理到依法管理这样一个转换?

刘澎:在宗教立法健全之前,政府应该与宗教团体、宗教信徒展开充分、广泛的协商和对话,建立一个过渡机制,求得在重大问题上双方人士最大限度的一致。如果既没有法律,又不协商对话,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行政控制。如果行政控制达不到目的,效果不好,就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力量,以高压手段加强行政控制,最后是恶性循环,直到矛盾激化,以某种形式总爆发,危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再由全社会为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过时的政策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对待宗教与宗教问题,根本办法是实行法治,法治健全之前是民主协商,否则就是对全社会、全民族利益的不负责,是政治上的自杀。

但另一方面,要实现从没有法律到设立法律,从行政控制转为法律规范,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各方力量围绕立法内容与形式的博弈必然要涉及到宗教方面积累的大量矛盾,涉及到建立新型政教关系模式、改革宗教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加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一样,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宗教分布也不同,难度大、情况复杂。
因此,我们既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以种种借口拒绝改革、拖延改革,也不能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搞一步到位。为了提高立法质量,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失,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分阶段、有计划的小步走,慎重行,由点到面,逐步推行。为此,我们可以借鉴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经验,在《宗教法》出台之前,试办“宗教特区”,作为积极探索解决宗教问题方案、改革宗教管理体制、实现宗教领域内从行政控制转为法治的的第一步。

所谓“宗教特区”并不是对宗教放任不管,让宗教享有特权,而是结合我国宗教分布的特点,选择五、六个有代表性的地、市级地区,进行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为宗教法的出台,探索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这些试点应包括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边疆民族聚居地区等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类型的地区,同时又包括主要宗教分布相对密集、影响较大的地区。试点的实际数目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减少。

“宗教特区”在宗教管理体制改革与建立健全宗教法治体系方面的主要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宗教团体实行宗教组织备案。试行宗教组织备案制的目的是将试点地区所有宗教组织公开化、将其全部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视野,消除地下宗教组织存在的理由。备案的对象不分是否属于五大宗教、是否过去得到过政府承认。政府接受所有愿意备案的宗教组织的申请,对其宗教背景不做评价。备案的内容包括提交备案申请的宗教团体的组织、人事、财务、教务等各种基本信息。

2、在试点地区实行宗教业务归口管理。取消试点地区政府原有的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将原有的宗教管理干部充实到公安、民政、外事、教育、卫生、城建、土地、旅游、文物、文化、出版、食品监督、司法等部门,加强试点地区政府处理宗教事务与相关问题的能力,对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宗教问题实行具体化对口管理,是什么问题就由政府各相关部门依照相关法律处理。政府不介入试点地区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宗教组织内部的认识、财务、教务自理;宗教组织在宗教场所以外的活动按其内容类别分别由特区政府依照相关法律管理。对涉及抽象的不属于任何具体业务部门管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问题,按国家的法律和试点地区制定的《XX市/地区宗教法(试行草案)》处理;在试点地区宗教立法出台之前,可邀请有关各方通过协商对话,解决必须处理的紧迫问题。

3、在试点地区试行地方宗教立法。成立试点地区宗教法起草小组,制定和修改《XX市/地区宗教法(试行草案)》,作为该地区的宗教管理依据和提交全国人大的宗教立法建议参考。试点地区宗教法起草小组应由当地人大牵头,由当地政府行政管理机关、人大、政法机关、宗教团体、学术界、社会知名人士、企业、社区居民等各界代表共同组成。

4、组建试点地区宗教行业协会。在试点地区内,由各种宗教在地/市、县/市、乡三级分别建立自己的宗教联合会,作为行业协会。宗教联合会应包括当地本宗教的各种教派、宗派,其成员资质应以是否为本宗教中的信仰团体为唯一标准,不考虑政治、法律、规模、财务、场所等其他因素。宗教联合会不是宗教组织,是为宗教团体服务的非盈利协调机构,任务是协调本地区本宗教内部、本宗教各团体之间、本宗教与其他宗教、非宗教团体、本宗教与政府之间的各项事务。宗教联合会的领导由参加该会的各组织代表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工作人员可从社会上招聘雇用合适的专业人员,所需经费由参加联合会的各宗教组织分担。

5、建立试点地区政教对话机制。在地/市、县/市、乡县成立“宗教问题联席会议”,由当地各宗教联合会代表与政府代表按对等原则共同组成,进行有关宗教问题的沟通、交流、对话。宗教方面的代表由宗教团体自己推选,如果某些宗教内部无法统一意见(如基督教,可由双方派出各自的代表共同担任)。联席会议是政教双方对话、交流、协商、沟通的平台,下设宗教联络办公室,该办公室为联络协调办事机构,仅为落实宗教团体与政府沟通交流做技术性、事务性服务,无任何权限,不具有任何管理能力。

6、建立试点地区宗教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的准入机制。鼓励宗教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与优势开展社会服务,发展慈善事业。宗教团体可以自己的名义开办各种公益慈善服务机构(需向政府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宗教团体创办的服务行业可享有免税资格,其所建立的慈善公益机构可接受海内外慈善捐赠;宗教慈善机构可享有与其他非宗教慈善机构在社会上开展公益活动的同等权益。  

改革宗教管理体制,把对宗教的管理从依靠行政机关的行政控制转为依靠法治涉及许多人的利益,改革难度很大。但没有这个转变,不搞这个改革,宗教方面的问题就无从解决。改革是大势所趋,政教分离是历史的必然。建立宗教特区,改变现有的宗教管理体制只是时机问题。但时机不可能坐等,必须积极准备,创造条件,大胆探索。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改革的理念,法治的理念,深入人心。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宗教,客观上也要求必须改革宗教管理体制。建立宗教特区是以改革精神进行的大胆尝试的第一步,也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的曲折的磨合过程。无论试办宗教特区的结果如何,对探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妥善处理中国的宗教问题,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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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5 01:39: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管如何,基督徒一定要聚會,因為教會才有神在那邊。那裏才能滋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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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7-9 11:21:16 | 显示全部楼层

让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中国宗教问题访谈(二)

来源:福音时报

核心提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督教发展迅速,同样在社会转型期间所面临的问题也尤为突出。近日,福音时报就我国的政教关系、宗教立法、如何看待家庭教会、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等一系列有关中国宗教方面的现实问题,对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进行了专访。

(福音时报) 五、关于教会内部的治理问题

福音时报: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三自体系教会的特点是诸候割据、群龙无首,从而导致各地基督教两会成为权力寻租的舞台,不断出现权力争夺现象,官僚化和科层化越来越严重。家庭教会当中也有教会领袖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私利。您觉得该如何解决三自体系教会和家庭教会面临的这些问题?
刘澎:我认为不管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一种宗教、一个教派,具体到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能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应该在宗教市场上接受考验。如果一个教会深受信众热爱,那就表明社会需要它,它能满足群众的需求,有存在理由。不管别人承不承认它,它都会存在的。如果一个宗教、一个教派在一个地方办不下去了,那只能说明它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不符合当地群众的要求,它被淘汰是自然的。

从宏观上看,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一个国家也罢,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也罢,宗教的供求是有一定规律的,一定范围内的总人口对宗教的总需求是有限度的。一个地区有一万人,这个地方不可能办一万个教会,一千个也不行,再鼓励也发展不了。但反过来,不鼓励是不是就没有人来办教会了?一定还会有,这是一个社会的客观需求,不是人为的,不允许宗教存在,做不到,不是说禁止就能禁止的了。这就好比在一个地方建一个饭店,有200个客人入住;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建十个饭店的话,每个饭店平均只能入住20个客人;建二十个饭店,大家就都破产了。这个地方的住宿市场有多大,有一定的规律,不能想发展多少饭店就发展多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部的饭店都拆掉,一个都不允许存在,结果就会出现地下接待场所,想住宿的人就会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不愿意看到的方式、不承认的方式寻找住宿场所,解决住宿问题。市场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社会需求,我们必须承认这点。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需要,供求也有一定的规律。不允许宗教存在不可能,过多的宗教组织、过多的宗教场所,也存在不下去。至于什么样的宗教组织能够存在下去,应该由宗教市场说了算,由这个地区有信仰需求的人说了算。如果这个地方的群众有这个需求,这个供应就有存在的道理,如果这个地方的供应大于需求,或者说供应是劣质的,就会有其他的产品来取代它。宗教组织要想生存就要靠竞争,接受广大宗教信徒的检验。一旦宗教市场放开了,宗教组织在竞争中就要通过自己提供的宗教服务来取胜,这种服务必须是优质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所以,开放宗教市场是有益于社会的。

宗教市场放开了之后,会不会乱呢?卖假货的、谋财害命的来了这么办?没有关系,开放了宗教市场以后,各种人、各种宗教团体都可能会来,但那些不能和社会相适应的,不能满足信徒群众需要的,内部管理混乱的,丑闻不断的,骗钱骗色的,不遵纪守法的宗教团体自然而然地会在宗教市场中被淘汰。如果一个教会不能以积极的、合法的方式进行竞争,如果某个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信徒服务,而是另有其它意图的话,就一定会在宗教市场的竞争中被淘汰。它被淘汰出局和国家毫无关系,怨不得任何人,这是它自己本身的问题。不管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还是什么其他的教会,在宗教市场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关键就看你能不能得到信徒的支持,而不是依靠国家,向国家要支持。

国家要坚决停止向任何宗教、任何教派、任何宗教团体提供政治支持、财务支持,同时要完善各种有关宗教的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能因为你是某个体系的就可以有特权,你不是某个体系的就应该受到打击。不论你是哪一个宗教、哪一个教派、哪一个宗教团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守法谁就受到保护,谁违法了谁就要受惩罚。政府不应该介入到对于宗教的判断中,你是百分之百的宗教还是百分之五十的宗教?你是邪的,还是有点邪?国家不是宗教裁判所,不具备对宗教进行裁判的宗教权威,国家是法律的执行者,维护的是法律不是教义。一个宗教团体好还是不好,要看它守法还是违法。如果它违法了,用法律制裁就是了。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衡量是非的标准问题。谁跟某某局关系好,谁认识某个局长,谁受过政府打击,谁坐过牢,这些不应该是衡量一个宗教团体好坏的标准,不能作为宗教团体或宗教行动受法律保护或打击的理由。

但到目前为止,某些宗教团体一直受到国家的强力支持,不仅有政治支持,而且有财政支持。对政府来说,官方出面支持某个宗教团体并不明智。国家向某个或某些宗教、教派、宗教团体提供支持的时候,实际就是打击了其它的宗教、教派、宗教团体。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平等的对待所有的信教者,一碗水端不平,结果只会造成亲一派疏一派,使自己陷入混乱和被动当中。对宗教团体来说,受到支持的教会难脱“官办宗教”的嫌疑,后遗症很多;受到打击的也不一定就会消失,甚至反而可能会因外界刺激发展的更快。结果是国家的钱越花越多,问题与矛盾也越来越多。中外政教关系的历史早已证明,世俗政权试图利用国家权力与财政操纵、控制、影响宗教的做法无一不是短视的、只能为自己制造麻烦。保持政权稳定,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是政教分离,同时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保证宗教市场的有序竞争。有了完善的宗教立法,在法律框架下运行的宗教组织受法律保护,不遵守法律的宗教组织和个人,就要受法律的制裁。这样的话,每个宗教组织都会有强大的生存压力,生存就要竞争,竞争不是乱来,也不能乱来。每个宗教、每个教派、每个宗教团体就会竞相强化自身的内部管理,提高自己在宗教市场上的竞争力,用事实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市场竞争要求优胜劣汰,结果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宗教团体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实现了宗教组织内部的自治自立,受益者是信徒、宗教团体、社会和国家。所以,政教分离与法治是解决宗教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于三自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以权谋私问题,要从体制和制度安排上找原因。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根本原因是由体制造成的。三自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宗教领域内的国企,它是由国家主导、国家支持的一种宗教组织存在模式。这种组织形式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了反帝爱国的政治需要设计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那个时代的印记。但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法讲否定之否定。六十年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国企模式的宗教组织形式的种种弊端日益凸显,已经严重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党和政府与基督教信教群众的关系。所谓“权力寻租”与“群龙无首”,是因为各级三自教会的负责人最主要的考虑点不是如何办好教会,而是如何搞好与管理他、支持他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领导人的关系,只要他把这个关系解决好了,其他的事情都好办,因为他的权力、他的政治支持、财务支持、他的合法性,统统来源于政府而不是信教群众。这就导致了他不可能以群众的感受和需要作为他工作的目标。为了取得权力、保持权力,获得更大的权力,他必须与权力来源者和经济来源者搞好关系。这样一种通过权力、财力控制教会的机制,必然导致三自教会负责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拼命取悦上级。想要掌握权力的人用不着在群众中做见证,用的着的是在权力供应者面前排斥、打败其他的竞争者、挑战者。这是三自教会内部无休止的内部权力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取胜,取得了政府在政治上的信任与支持,教会负责人便可把教会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在教会内部为所欲为,把教会当成“机关”来办,把宗教负责人的职务当成“官”来做。由于得到了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认可,各级三自的财务是不受政府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监管的。出于对“非法宗教组织”和“境外宗教反华势力”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政府宗教部门还必须依靠各级三自领导人,甚至需要让他们进入各级人大、政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政治资本。作为交换,他们需要做的是在政治上按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意思连续不断的表态和在教会内部对政府意图的贯彻落实。几十年来,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通过三自教会负责人控制教会的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三自领导权力不受群众监督造成的专权与腐败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教会内部的各种问题也就在所难免。而政府管理部门衡量各级三自教会领袖的标准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教会内部的一切都要服从政治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人,是不会因为其他问题倒台的,至于此人信仰是否虔诚,群众基础如何,教会办的怎么样,则不是政府管理部门要考虑的问题。

上面谈到的这些都是我国旧的宗教管理体制下必然产生的弊端。全世界凡是由国家主导、由政府提供财务支持的教会都存在这样的弊病。我曾访问过西欧国家的教会,德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德国看到很多教堂历史悠久,辉煌壮丽,但是教堂内没有多少人,门可罗雀,为什么良好的设施,完善的设备,悠久的历史不能吸引信徒呢?就是因为这些教会是国教教会,是宗教里的“国企”,缺乏活力。德国的宗教政策是由国家征收教会税,再将征收来的巨额教会税分配给各级路德教(国教)教会,这些教会的神职人员讲道如何,教会侍奉如何,跟他们的薪水毫无关系。有多少信徒来教会,有多少人听他们讲道,他们拿的钱都一样,衣食无忧。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只是一种形式,群众之所以要交教会税,是因为国家规定了这样的税收政策。

英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英国国会上院里有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英国圣公会是国教,控制着英国所有古老辉煌的教堂,但圣公会的人数一直在下降,神职人员在减少,教会处于严重的衰退状态。与此同时,非国教的基督教团体却在英国蓬勃发展,充满了活力。英国国家教会的例子说明国家扶持宗教的结果是弱化了宗教在宗教市场上的竞争力。

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宗教在美国的影响很大,教会很多,许多教派都是源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为什么源于欧洲的宗教在欧洲衰落却在美国兴旺发达?这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对宗教的支持,恰恰是因为美国实行了比较彻底的政教分离,这个事实说明政府如果长期支持教会,最后的结果一定会弱化教会,降低其在宗教市场上的竞争力。政府如果和宗教分离了,宗教虽然要经受痛苦的考验,但通过市场竞争,最后优秀的宗教团体必定会胜出,胜出的宗教团体一定会对全社会,包括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作出积极的反馈,使全社会成为该宗教的受益者,宗教内部的腐败与混乱就会最小化,这和实行国教、躺在国家身上依靠政权扶持的宗教恰恰相反。

再看中国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作为一个群体,有没有权力斗争与谋取私利?有,但不是主要问题,这主要是由权力来源决定的。家庭教会的特点是其创立、发展均与政府无关,教会负责人不是政府任命的,其权力来源与经济支持完全来自信徒,如果信教群众不满意,家庭教会领导人就会立刻失去支持,教会立刻不复存在。因此,无法依赖政府只能依靠群众的家庭教会,其着眼点不是如何取悦上级,而是如何满足信徒群众的要求。在家庭教会本身尚未取得合法身份的大背景下,保持生存的关键是能否得到群众长期的、自觉自愿的支持。如果有人在家庭教会内部搞权力斗争、谋取私利,必然影响教会的生存,最终只能被群众抛弃。在财务管理上,过去某些教会在政府高压下为了安全而采取的家长式独裁式的个人管理方式,已经不可能为今天的教徒所接受。家庭教会内部目前普遍实行的是由教徒代表参与教会管理的透明度较高的民主治理模式。一个家庭教会如果是以欺骗群众谋取私利为目的,即使出现了,在实践中也无法维持。

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宗教团体之后,可以看出,国家只有改变对宗教的管理体制,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开放宗教市场,完善宗教立法,才能有效地解决宗教团体内部的问题。一旦国家停止对所有宗教团体,所有教派的政治、经济支持,宗教团体为了生存,必然会进行严格的内部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信徒群众,提高宗教团体的竞争力,才能保证其在宗教市场上的存在。不管是三自的还是家庭的,还是什么其他派别的教会,能不能办下去,办的好不好,只能看你讲道讲得好不好,内部治理是不是民主、廉洁,符合教义,能不能得到信教群众的拥护。如果这几条都做到了,教会就能会健康地发展,教会内部就不会乱象丛生,权力斗争、营私舞弊的腐败现象就难以滋生。

换句话说,我们要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宗教回归宗教,卸下教会身上过多的政治承载,让宗教在宗教市场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检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接受法律的规范,这是治理宗教内部混乱的根本办法,也是广大信教群众的共同愿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宗教领域里的问题,包括宗教管理体制问题,三自教会问题,家庭教会问题,都必须用改革的思路,通过改革开放,完善法治来解决。任何拒绝改革、因循守旧、维护旧体制的做法,无论有多少理由,下多大功夫,都不可能解决中国宗教领域中的问题。对教会而言,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只是现阶段社会的产物,未来谁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必须经过宗教市场的考验,必须符合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依靠自己的表现。

六、宗教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

福音时报:现在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但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社会不公的急剧加深,精神信仰和心理状况出现了严重的饥渴和失衡,您认为在解决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所发生的问题当中,宗教可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澎: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最缺少的是什么?是信仰!中国在精神与道德方面出了大问题,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有各种令人发指、匪夷所思的乱象,之所以正气不张、各种丑恶现象丛生不断,不是因为穷、没有钱,而是因为失去了信仰!中国尽管在物质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物质的繁荣无论如何不能代替精神与信仰的缺失。

针对这种状况,党在处理信仰问题时可以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分开,把党对党员的信仰要求与普通人的信仰标准分开。党要做的是教育党员有自己的政治信仰,每个公民个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信仰。如果中共在个人信仰层面上放开,把宗教作为个人私事对待,党就会实现与各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和解,各种宗教就可无障碍地与党合作,协助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党会因此而获得国内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和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的中华儿女广泛的认同与赞赏。个人有了信仰支柱,特别是宗教信仰,就会重塑道德底线,国民素质就能在整体上提高。   

宗教放开之后,国家应该允许多种宗教并存,不搞政教合一、不设国教。由于多种宗教同时发展,宗教间的竞争可以有效地防止任何一种宗教成为国教。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宗教在中国必定是多元化的,个人的宗教信仰选择是多样的、分散的。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调者和维护者,国家应允许宗教在法律范围内竞争、发展,保护人民群众对各种精神信仰产品的自由选择。

此外,党可以把公民伦理道德教育的责任和精神产品的供应作为私人事务交还给宗教(如同中国古代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一样),个人的道德教化由宗教承担,行为由国家依据法律制约规范,改变党作为最大的精神信仰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如果上述目标能够实现,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精神与物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宗教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对人有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作用,但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我们应该使用各种方法治理社会。法制是从外部对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宗教是从内部让人自律,提高人在信仰上、精神上的追求,让人自觉地遵守法律,减少社会冲突。如果没有法律,宗教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宗教只有法律,法律没有价值观的支持,就会形同虚设,因此宗教和法律不可偏废。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要有法律,更要有宗教,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关联的,不可单纯的强调一个而否定另一个。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因素是经过整合后同时发挥作用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略更不能否认宗教的价值。宗教,作为许多人的一种信仰体系与精神支柱,在社会转型时期无疑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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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7-9 11:25:10 | 显示全部楼层

让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中国宗教问题访谈(三)

来源:福音时报

核心提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督教发展迅速,同样在社会转型期间所面临的问题也尤为突出。近日,福音时报就我国的政教关系、宗教立法、如何看待家庭教会、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等一系列有关中国宗教方面的现实问题,对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刘澎教授进行了专访。

七、关于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合法化问题

福音时报:家庭教会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信徒人数远远超过三自教会。但合法化之路始终艰难,有人说家庭教会合法化的路还很漫长,但公开化的路就在脚下,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公开化是说它公开了,合法化是说它得到承认了,这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为什么说它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呢?家庭教会作为一种存在,从一开始出现政府就知道,它存在到今天只能说是没有取得承认,并不是以谁都不知道的方式秘密地存在。家庭教会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不是秘密结社,只是政府管理部门不承认罢了。

这就好像改革开放之前,那些从事商品流通而又没有取得营业执照的人,被称之为投机倒把分子一样。改革开放之后,党中央号召大力发展经济,鼓励和支持搞活流通领域,个体户与民营企业有了法律保护,原来那些把甲地的东西贩到乙地,把南方的东西卖到北方的“投机倒把分子”做的还是那些事,他们做的事没有改变,但他们的行为却从“投机倒把”变成了“搞活经济”,他们的身份从“投机倒把分子”变成了“个体户”,“民营企业家”。如果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在流通领域内,是谁改变了呢?是政府,政府如果不改变对“投机倒把分子”严格限制、严厉打击的政策,“个体户”,“民营企业家”是永远无法公开活动的。同样的道理,所谓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实质是掌握主动权的政府一方逐渐改变了态度,在事实上默认了家庭教会的存在。没有政府态度的转变,家庭教会刚一露头就坚决打击,它怎么公开?

另一方面,政府态度的转变也是在与“非法宗教组织”长期斗争中总结经验的结果。政府过去对家庭教会不仅坚决不承认,而且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消除它的存在,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都难以奏效。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家庭教会没有受过打击;没有一个地方的家庭教会因为受到限制、打击而减少了,更不用说被彻底清除了。为什么打了几十年,还打不下去?这说明过去的思路有问题,判断有问题,方法有问题,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思路、调整政策。几十年的艰难曲折,也使家庭教会在斗争中变得更加成熟、更富有经验、更加敢于公开表达和坚持自己的信仰实践。现在全国各地绝大多数的家庭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不存在严重对峙的紧张关系,各地政府虽然没有公开承认家庭教会,但一般也不阻止家庭教会的活动。所谓“公开化的路就在脚下”就是指在这个大背景下,家庭教会现在有了比过去更多的选择与自由,取得了政府事实上的“承认”。这是社会的进步,是时代发展潮流的表现。

至于“合法化”的问题,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狭义的合法就是说法律是不是认可,法律认可的就是合法的,法律不认可的就是不合法的、非法的。

那么,为什么家庭教会这样一种国家不承认的“非法”组织能够长期存在呢?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合法、如何理解合法性的问题。家庭教会不合国家现行的宗教管理政策、不合国务院的《宗教事务条例》、不合各省市的地方宗教法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都不承认它。但是,有几千万群众承认它。家庭教会存在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基于现有的法律法规,而是基于数千万认可它的庞大的信徒群众的价值取向。如果群众不认可它,它想存在是很困难的;如果所有的人见了它就谴责、就抵制、就举报、就斗争,它就无法藏身、无法存在。相反,如果家庭教会得到了千百万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群众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它,让它存在于千百万群众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政府要打击家庭教会,就意味着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与千百万群众为敌的人民战争。中国政府有没有必要打一场以消灭基督教家庭教会为目标的战争?能不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以千百万群众为打击对象的宗教战争中取胜?结论是显然的。

在中国国内,人人都知道家庭教会是未经政府批准的宗教团体,但仍然有几千万人敢于冒参加“非法宗教组织、非法宗教活动”的风险加入家庭教会、支持家庭教会,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非常深刻,执政者需要认真反思。这个事实至少说明了政府关于“宗教团体的成立应当登记”的政策缺乏社会认同,没有群众基础,法规形同虚设。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家庭教会的活动是合法的,这个合法性远远大于政府公布的各种限制、禁止家庭教会的法规、规章、条例、办法。无论政府如何宣传三自教会,如何限制、禁止、打击家庭教会,群众不认同,社会舆论不认同,政府没有办法。群众对家庭教会自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与认知,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天理良心,公道自在人心”。人心向背决定了家庭教会存在的合理性,家庭教会合法性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合法性,是超越政府法律规定之上的广义上的合法。

既然如此,老百姓理解的合法性的概念又是哪儿来的呢?如果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就回到了我们前面一开始说的广大群众对党和国家对宗教的基本政策的理解上。中国已经在宪法中声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信仰宗教的人会说,“国家不是宣称宗教信仰自由吗?为什么你说它是不合法的?它不合什么法?如果不合法,那宪法上为什么这样说?”。前面说了,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具体的关于宗教的法律,违宪审查机制还没有建立。群众对国家宣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这种理解是直观的、质朴的,同时又是大规模、大面积的。群众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无需讨论也无从讨论的。现行宗教政策、宗教管理体制与宪法的脱节在此暴露无遗。尽管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反复强调《宗教事务条例》正是按照宪法、法律的规定制定的,但群众就是不认这个理,不买这个账,就是坚持用一种基本的宪法理念来理解家庭教会的合法性。至此,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对家庭教会属于“非法宗教组织”的定性实际上已经破产。且不说家庭教会在教义上是不是正统的,在伦理上是不是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在功能上是不是有助于人的心灵平安,仅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家庭教会到底合法不合法,是不合宗教局的法、公安局的法、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的法,还是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宪法大还是其他法大?就很难说清楚了。任何政府官员要和家庭教会辩论其合法性,无论对错输赢,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辩论本身就是对家庭教会的一种特殊的承认——政府不可能与一种不存在的实体进行辩论;如果家庭教会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政府又无法将其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政府已经失败了50%;如果不辩论,则是对其存在的默认;如果继续打击,则要考虑国家是否能够承受大范围内打持久战的成本及打击的后果,考虑国家的当务之急与根本利益究竟是什么。

由此可见,家庭教会合法性的问题可能非常复杂,但也可以非常简单——如果中国关于宗教的立法体系、立法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宪法和具体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法规规章上是高度统一的话。如果不统一,人们的理解就仍然是它在管理上是非法的,在宪法上是合法的;它对政府来说是非法的,对老百姓来说是合法的;在文件上是非法的,在人心里是合法的。至于家庭教会究竟合法不合法,合什么法;非法不非法,非什么法,只能是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但这并不影响家庭教会的实际存在。

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情况恰恰相反,比如某些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丑陋行为,在法律上明显是非法的,社会上无一人为其叫好,但在基层管理上却是受保护的,某些地方的执法者甚至还和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有密切的共谋关系,甚至共同经营、共同分利。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十分普遍,老百姓看的清清楚楚。因此,在生活实践中,大家都明白什么是合法的,合什么法。家庭教会合法化的问题很重要,但难以在目前的宗教立法体系下进行规范,如果一时解决不了,也不会因此而产生足以影响其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危机。家庭教会存在的关键在于群众的支持与认同,当家庭教会合法化问题转换为一个与相当数量的群众的利益有关的问题的时,矛盾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所谓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就是说当执政者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的时候,你对它的任何负面定义都是没有意义的,你面对的是群众,指责群众不好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你的执政基础有多大?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你是不是想要把你所批评的群众从你的政权基础中推出去?批评家庭教会、指责家庭教会很容易,给他们的领袖与成员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完全符合我们使用了几十年的教科书上的概念,但在现实中对谁有利?有利于巩固政权还是不利于巩固政权?一句话,当家庭教会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的、群众性的宗教团体时,讨论它合法不合法已经毫无意义了,唯一有意义的是对于这些活跃在现实生活中的宗教团体、宗教信仰组织者,政府需要采取何种办法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最后,需要说一下家庭教会合法性与合法化问题与执政者的内在逻辑关系。政府管理部门经常将家庭教会称为“非法宗教组织”,将家庭教会的活动称为“非法宗教活动”,这种称谓是为了表明家庭教会不具合法性,是“非法”的,从而为政府管理部门对家庭教会采取限制、清理、打击的行动提供一个合理的“名分”,使自己的行动“名正言顺”。但这种提法本身,制造了一个难以回答的严肃问题:政府管理部门与家庭教会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为什么各级政府要对各地普遍实际存在的家庭教会这一“非法组织”奉行一种长期容忍,既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又不对它进行取缔、打击的矛盾政策?如果家庭教会真是“非法”的,政府为什么容忍“非法组织”存在几十年而不作为?几十年来家庭教会发展越来越多,政府打击的效果在哪里?政府管理部门对“非法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干了些什么?效果如何?反之,如果家庭教会不是“非法”的,为什么几十年都不承认他们?不让他们合法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有人在某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说某市宗教局对某市存在的家庭教会负有什么责任,是什么关系,几十年来,为什么既不承认,又不取缔,政府对家庭教会究竟准备怎么办,这个局是干什么的,等等,政府可能很难自圆其说,给出满意的答复。因为按照宪法,政府的任务既不是消灭宗教,也不是发展宗教,更不是与“非法宗教组织”保持“不战、不和、不承认、不取缔”的奇怪关系。宗教管理部门经常声称自己的任务是管理宗教事务,为宗教团体服务。但是面对“非法宗教组织”,宗教管理部门如果既不打击,也不服务,宗教方面大量长期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又挂在那里,群众就有理由质疑设立这个机构的意义到底何在。

可见,将家庭教会称为“非法宗教组织”,对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来说,并非明智之举。要解决家庭教会问题,最好还是完善法治,通过试办宗教特区,把所有的宗教组织逐步纳入到法治框架中,让它们在宗教市场上合法竞争,而不是一方面指责家庭教会是“非法组织”,一方面又继续维持自己与“非法宗教组织”之间奇怪尴尬的关系。

八、关于中国宗教组织的国际交流问题

福音时报:您怎么看中国教会与国外教会的交流?

刘澎: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宗教国际交流的发展趋势。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我国宗教与世界各国宗教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扩大。但宗教交流主要是民间交流,不是政府交流。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都在交流,各种宗教都想扩大影响,都希望在宗教市场上有更大的份额。9•11之后,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现在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孔子学院,扩大中国软实力的影响,我们向别人宣传我们,别人也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宣传。从古到今,宗教的国际交流从来不考虑国界,从来没有停止过,政府没有必要阻拦,也无法阻拦。

其次,就某些具有国际背景的宗教而言,国际间的宗教交流是信徒表达其宗教信仰的方式之一,政府无需反应过度,过于敏感。以基督教为例,全世界的基督教团体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从属性的或组织上的关系。中国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与国外的基督教组织也都各有自己的往来关系。但无论三自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他们与海外的联系主要是宗教上、精神上的。掌控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中国基督教事务,决定中国教会发展方向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更不是外国政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的经济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他们并不需要来自国外财政上的支持。中国教会与教徒同其他国家基督教团体、基督教信徒的联系,没有也不会改变他们作为中国良好公民的身份。但如果他们不能正常行使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他们的境遇将会受到国际上其他基督教徒的高度关注。

再次,关于西方宗教渗透的问题。有人说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家庭教会就是西方宗教渗透的结果,是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结果,这个结论有无科学依据?我想可以用家庭教会的数字说明。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有人说有2千万,有人说有1个亿,我曾几次说到有5千万,有的人可能不同意。不管有多少,哪怕只有1千万(恐怕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个数字),我们就权且说它只有1千万,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世界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财政力量能创立一个1千万人的组织并维持其常年存在?把1千万不信基督教的人发展为基督徒,需要多少传教士花多少钱工作多少年?从1860年到1949年,各国基督教派遣大批差会和传教士在华传教,只发展了76万基督徒,在改革开放允许外国人来华后短短的30年中,美国有能力发展一个拥有1千万人的 “非法宗教组织”家庭教会吗?况且,家庭教会的人数根本不可能只有1千万,如果它是2千万、3千万、5千万呢?哪个西方国家的政府或者宗教团体有能力维持这个庞大的存在?把所有西方国家加在一起,有这个可能吗?显然,这是一个常识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基督教家庭教会发展的内因,没有家庭教会传道人自己的努力,家庭教会今天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把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宗教渗透的结果,归结为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危言耸听,完全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决定事物矛盾变化的主要力量是内因而不是外因”的基本原理,它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抹杀和掩盖了国内宗教管理体制的弊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与人们对精神信仰需求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时期大家耳熟能详的八股文翻版,除了吓人吓己之外,对解决现实问题毫无意义。

因此,宗教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相信群众,相信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绝大多数,发扬民主,依靠法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解决我国宗教方面的问题,应该从我们的体制与管理上找原因,以积极的态度回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宗教的国际交流不仅不应停止,而且应该扩大。

九、中国宗教领域改革开放的时机

福音时报:随着社会转型期间各领域矛盾加深改革呼声高起,您觉得中国基督教是否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机?
刘澎: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宗教领域的改革与法制建设方面,是比较滞后的,基本上延续了过去的管理模式,过去的一套体制。现在如果在宗教领域搞改革开放话,应该说比过去更有条件,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基础都比过去成熟多了;民主与法制的理念深入人心。如果说改革开放意味着用市场经济和法治取代计划经济与人治的话,那么现在在宗教领域应该是搞改革开放、实现法治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有了极大的提高,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面前提高了中国的威望。绝大多数人中国人是赞成改革开放的,宗教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应该坚决走法治的道路,改革的道路,没有必要延续从前苏联那里搬来的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维护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宗教方面的问题很多,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出台更多更细的行政管理条例,而应彻底转换思路。宗教方面什么问题最大?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宗教法》,无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治国家,但不能后面加一个括弧说“宗教例外”。如果这个括弧加不上,我们就必须在宗教领域实行法治,宗教管理体制改革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操作层面上说,进行改革最好是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开始。目前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原来我们认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美国,因为种种现实的原因,也很愿意保持和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虽然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与我国在多个领域存在摩擦,但这些矛盾是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状况,可以通过对话解决。中国目前并不处在任何明显的外敌压迫与威胁之下。中国要走向世界,要担负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要维护世界的发展与稳定,就必须向一个开放的世界展示中国的自信心。

目前,中国有一个好的政治基础、坚实的经济基础,又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此时在宗教领域实行改革,用法治的方法解决宗教领域内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稳定的表现,是会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肯定的。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思路,仍然坚持对宗教行政控制、行政管理的旧思路,旧模式,宗教方面的问题不仅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反而可能会与其他矛盾、其他问题搅在一起,变得更复杂、更激化、解决起来难度更大、代价更大。

十、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福音时报:您认为中国基督教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刘澎:我觉得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基督教有超强的“欺骗”能力,依靠某些“伶牙俐齿”、“巧言令色”的骗子,欺骗群众的结果,这个结论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基督教也不是洪水猛兽。基督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反倒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才在中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很多人看到了基督教的发展,大声疾呼基督教的发展会冲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有人因此提出了“宗教生态平衡论”,主张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发扬扶持中国宗教及民间信仰,以便抗衡来自基督教的文化冲击与宗教威胁。

那么,基督教是否真的会冲击乃至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本土宗教,中国是否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呢?对此,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感觉恰恰相反,因为他们现在还处于不被政府承认的“非法“状态,合法身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现在要争取的是与其他宗教同样对待的平等权,还不具备“威胁”别人的资格。基督教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上感到的更多的是政治上被歧视,发展上受限制。

尽管如此,尽管基督教与政府的关系很微妙,家庭教会还没有一个合法的“名分”,某些地方基督教家庭教会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冲突还时有发生,但从目前政教关系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说,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主要不是源于政府,不是政治因素。中国政府虽然过去在对基督教的处理上,有过种种左的做法,但近年来政府对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态度,是趋于务实的。未来政府与家庭教会的关系只会日趋缓和、改善,不会更加对立。未来基督教面临的挑战,或者说基督教将来最大的问题,是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基督教是不是可以很好的中国化,使自己变成中国人的宗教,变成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这是基督教需要认真考虑的根本问题。任何一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都要过是否能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关。

以佛教为例。佛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宗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受到了士大夫知识分子坚绝的排斥、批判。后来却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从教义、礼仪、组织形式、寺庙建筑风格上都实行了中国化,是一个外来宗教向中国文化转换的成功范例。以至于今天很多人认为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宗教,很少有人把佛教看成是外国文化、外国宗教。

基督教同样面临这个文化上的接纳与转换问题,基督教如果不能在神学思想、神学理论上中国化,不能产生出中国自己的神学家,不能很好地中国化,这样一种宗教很难让中国老百姓认可。那么基督教在中国将来的发展会受到来自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自然而然的抵制。

换句话说,基督教以什么形式在中国存在,以什么面貌在中国存在,为什么要在中国出现,对于信教的人来说,可以做教义上的解释,但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宗教上的解释是没有意义的,他需要的是一种行为上、行动上的显示。大家要看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接纳你、相信你、支持你?你讲的那一套我听不懂,也不想懂,我只想用我的标准来判断你好不好”。这就是许多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想法。这和政府、政治没有关系,和中国的社会、文化有关系。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不会盲目地机械地照搬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宗教进入中国都要进行中国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基督教现在还是把洋人的东西拿来,照搬西方的一套,那么即使在政府调整了对基督教的政策以后,整个社会仍然很难接纳基督教。

基督教在港台的发展很说明问题。香港并不禁止宗教信仰自由,没有人禁止基督教传教,但香港基督徒的人数占香港总人口的比例超不过百分之五,台湾也没有限制基督教的发展,但是基督教在台湾的发展也没有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为什么在港台基督教可以自由传播的地方,信仰基督教的人如此之少呢?再往前推,1840年以后,有70多个外国差会到中国来传教,没有受到当时政府的任何干涉,但到1949年的时候只有76万基督徒。那是什么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政府。

所以,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说,在宗教这个市场中,谁能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求,同时能够以中国人接受的方式出现,谁就能够存在,能够发展。基督教内部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治理机制;在神学教义的解释上是否能做到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宗教是否有一个开放的、尊重的态度;在社会公益服务上是否有适合中国社会与老百姓需要的好作为,这几点是影响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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