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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临终重申:我和全家始终是基督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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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1 22:16: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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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孙中山临终之时一再重申: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
   檀岛求学

    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谱名德明,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家无田产,父达成公十六岁即到澳门鞋店做学徒,后做鞋匠,月薪仅四元,三十二岁返乡娶妻,佃耕为生,兼做更夫,全家蜷居在村边一间长二丈六尺、宽一丈二尺的泥砖屋,以番薯为主食,境况艰难,先生出生前,母生四子,仅兄眉、姐妙茜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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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亨村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距澳门三十七公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然地多沙碛,土质贫瘠,种植以水稻、杂粮为主,产量甚低,穷人多以外出务工谋生。孙眉十五岁即赴邻乡做长工,十八岁出洋赴檀香山,初在华侨农场种菜,月薪十五元,每月汇十元养家。因家贫,先生十岁才入村塾,以《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开蒙,课余还要上山打柴,下田除草。不久,孙眉赴茂宜岛垦荒,渐积资本,开设了牧场、商店,二十三岁回国结婚,返回时招募了一批劳工。先生听大哥讲述夏威夷物产、风土人情及华侨创业故事,欣然向往,欲随兄出洋,母忧其年幼,未允。翌年春(1878),随母赴檀香山,时年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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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初至,孙眉让他学做店员,还送他在一所私立商业学校补习算术,后见他聪敏勤学,求知欲强,便于1879年9月把他送入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 ol-lege,H onolulu)就读,以孙帝朱(Sun T ai- chu)之名注册。这是一所八年制寄宿学校,由英国圣公会史泰利主教创办于1862年,其时由韦礼士主教主持,学费昂贵,一年需一百五十美元,“孙先生入学时是注册哪一年级,没有文献可查。但从他于一八八二年七月,在这学校毕业,推测他入学时是六年级。”(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11月初版,第29页)意奥兰尼学校的全部课程以英语讲授,教师几乎都是英国人,先生入学时是英语盲,老师让他坐在教室看了十天,渐渐学会拼写单词,英语和算术都进步很快。学校还开设英国史、演讲、圣经、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等课程,另有消防、军事训练等体育科目,他在图书馆可以看到最新的英文书刊,了解世界大事,这使一个天天在村塾背诵“之乎者也”的中国儿童眼界大开。学校的宗教氛围对一个十三岁孩子影响巨大,他早晚在本校教堂做祈祷,星期日在圣安德勒堂做礼拜,参加唱诗班及各种宗教活动,韦礼士主教和夫人对他关怀备至,常在餐厅陪他吃饭,亲自为他讲解圣经。在校读书三年,他不仅学会了用英文听说读写,熟知英国及欧美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还学会了西方礼仪与行为规范,从一个孤陋寡闻的村童,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和世界眼光的洋学生。1882年7月27日,檀香山国王、王后、公主出席了毕业典礼,他的英语文法课获第二名,由国王亲自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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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毕业后,仍回茂宜岛,助兄料理店务,为鼓励他将来学成后经营商业,孙眉将一部分产业转入他的名下。但他对经商不感兴趣,还想继续读书,哥哥满足了他的愿望。1883年春,先生升学火奴鲁鲁阿湖书院(O ah uC ollege),该校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于1841年创办的,是檀香山最高等级的书院,相当于美国大学的预科,英语和历史教育尤其有名。华人同学多是基督徒,耳濡目染,先生研究教义,更加勤奋,凡与人论教,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宣教师芙兰谛文及诸教员均器重其才学,莫不循循善诱,劝其入教,在此环境下朝熏夕陶,信道愈笃。先生把想要入教的决定告诉哥哥,孙眉虽出洋十余年,仍谨守儒家礼教,对弟弟信仰耶稣难以接受,训斥责骂,力阻入教,并密禀父亲,召其回乡,严加管教。

    粤港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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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年7月,先生带着一本《圣经》回国。海外生活五年,政治开明、治安良好、国民富裕的社会环境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乍回故土,他对官吏的贪腐、盗贼的横行、村落的破败,感触极深,悲叹乡民的迷信与愚昧,他常把在檀香山的见闻讲给村民听,建议他们组织起来,修建道路、安装路灯、成立夜警队防御盗贼,自力更生,改良乡政。但他的建议无人理睬,乡民依旧涣散如沙,麻木不仁,依旧崇拜偶像,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神灵,令他十分反感。童年友伴陆皓东,久别重逢,意气相投,二人过北帝庙,见有村民烧香磕头,劝其莫要迷信偶像。某日,天后庙有一神像年久失修,面漆剥落,乡民疑为先生所毁,他既受嫌疑,索性率皓东入北帝庙折毁偶像三具,乡民见之,大为鼓噪,声势汹汹往孙家问罪,达成公怒,操杖欲殴,先生遂往香港避祸。
    11月,先生入香港拔萃书室读书。此系英国圣公会所办男子中学,课余从伦敦会长老区凤墀补习国文,后经其介绍,结识美国公理会喜嘉理(C harlesH ager)牧师。喜嘉理来华传道多年,足迹遍布广东各县,相识未久,知其服膺基督真理而未受洗,遂力劝其早日领洗奉教,先生从之,偕陆皓东受洗礼于公理会礼拜堂,登记簿上署名“孙日新”(取《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后区凤墀改“日新”为“逸仙”),皓东署名“陆中桂”。民国元年,喜嘉理牧师忆道:“1883年秋冬之交,余与先生初次谋面,声容笑貌,宛然一十七八岁之学生,时其方自檀香山归。……余职在布道,与之觌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耳。余询其故,则曰,待时耳,在己固无不可也。嗣后数月,果受礼奉教,余身亲其事。其受礼之地,在香港旧设之华人学堂中,距现有之美以美会教堂,约一箭地,地不着名,仪不繁重,而将来之中华民国临时第一大总统,于是受圣礼皈救主焉。”(《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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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年4月15日,先生转入香港中央书院(T heC en-tral School)。该校建于1862年,是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亦是一所新式英语学校,实行英国教育制度,所授学科有英语、文学、世界史、英国史、地理、几何、代数、算术、卫生、机械绘图、簿记及常识等,教师对西方历史特别是英国史的讲授非常深入,先生潜心治学,熟知西方君主立宪国、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以及英国人民与王权搏斗的经过和法国大革命的故事。
    5月,先生回乡,娶本县卢耀显之女慕贞为妻。婚后,返港继续学业,课余常与传教士来往,每星期日都到基督教道济会堂听王煜初牧师(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王宠惠之父)讲道,并热心传教事业,“常随喜牧〔师〕往香山传道,招得三人入教,盖初次习传道也。”(麦梅生:“基督教在广东”。《广东文物》(下),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版,第101页)喜嘉理亦详记此事:“1884年,余与英人某,偕先生赴香山县,即其钓游地焉。未行之先,余筹置各福音书若干,拟于途中分售于人,道经澳门,因暂驻足。先生导余等至一中国旅馆,膳宿之费,日仅三四角,食息与共,自澳门复行一二日,乃抵先生家,颇蒙其优待。观其居室服御,知其为殷裕之家,资产在中人以上,殆由其兄营业发达之所致也。余于客居数日之中,尝上晤其夫人,礼意亦甚渥,当时其好客之情况,及今思之,犹历历如在目前焉。”(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3页)

   赞助革命

    入教以后,先生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思之日深,对国家与人民的前途忧之日切,对推翻满清政府、以共和制度建立新中国信念日笃。他在香港读书期间,广结教友,喜嘉理忆道:“当是时,先生始昌言中国之亟宜革新,而密筹实行革新之计划,中国牧师及其同道,闻其绪论,皆秘密与之结合,共谋进行。”(上书,第203页)
    每当危难之际,总有教友帮他化险为夷。1884年11月,孙眉得知先生在家乡毁坏神像、又在香港入教之事,非常生气,写信令他回檀香山。抵檀后,不仅罚他锯木,还责打他,送他去当店员,他拒不接受哥哥的安排,要求回香港读书,孙眉以退回以前分给他的财产逼其就犯,他毅然随哥哥到律师事务所办理退还财产手续,前往火奴鲁鲁找昔日同学筹集旅费,当地华侨基督徒得知此事,且知他有传道志愿,纷纷捐款,芙兰谛文牧师赠他三百美元,助其回国。
    基督徒为先生的革命事业慷慨解囊,每次起义,都为他筹集款项,购运枪械,每次流亡,都为他提供旅费、住所,遇有困难,无不仗义相助。他在革命初期的同志,如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等皆为教徒,连区凤墀牧师、王煜初牧师、何启先生(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者),后来也都成了他的同志。参加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的骨干多为基督徒,广州城里的秘密联络点圣教书楼,亦为教友左斗山所设。起义失败后,与他一同受洗的陆皓东壮烈牺牲,成为兴中会第一位烈士,亦是近代史上为革命殉难的第一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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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伦敦蒙难,极具戏剧性。1896年10月11日,他在伦敦被中国公使馆译员诱骗幽禁,欲雇船秘密押解回国,百般设计,不得解脱。16日上午,使馆雇佣的英国仆人柯尔来时,他问道:你能尽力帮助我吗?柯尔反问:君是何人?他说自己是流亡英国的“中国之国事犯”,柯尔对“国事犯”之名称未能领会,他问道:你知道阿美尼亚人的历史吗?柯尔点了点头。他解释道:中国皇帝之欲杀我,犹土耳其苏丹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以要杀阿美尼亚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中国皇帝之所以要杀我,因为我是一名尝试政治改革的基督徒。他进而开导柯尔:“予之生死,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予命获全;否则惟有被宰割,受屠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若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要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要乎?更试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为重要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要乎?”(“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63页)

    先生献身革命,一生坎坷,不同阶段,承担不同的角色,但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他对基督徒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都大加赞赏。
    先生在伦敦蒙难后复翟尔斯教授的信中,坦诚相告:“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页)
    先生晚年,对其一生事业做出总结:“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陆丹林:《革命史谭》,中华书局2007年6月版,第89页)临终之时更是一再重申:“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闻道讲学,孰为予非基督徒乎?”(包世杰:“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近代史资料》(总71号),1988年9月出版,第216页)

    ◎范福潮,作家,着有《书海泛舟记》、《清末民初人物丛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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